陈焕镛教授（1890—1971）是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陈焕镛青年时代就对植物分类的研究具有浓厚兴趣，并抱有维护、开发祖国丰富的植物资源，改变我国植物研究的落后面貌的宏愿。他于1928年创建了我国早期植物研究机构——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农林植物研究所，为发展我国植物分类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焕镛别字韶钟、文农，广东省新会县人。1919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美国哈佛大学科学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曾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任教，1928年受聘于中山大学农学院，亲自创建并主持植物研究所。1935年中山大学成立研究院，他被聘为农林植物学部主任，翌年被选为中国植物学会会长。解放后他继续担任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所长。1954年在该所基础上扩建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一职由他充任。此外，他还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0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易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一、脚踏实地艰苦创业，探求不已

　　这是陈焕镛的工作作风和科学态度的概括。二十年代初期起，他就一方面从事教学工作，一方面致力于植物的调查和分类学的研究。1927年他担任中山大学理学院教授兼植物系主任期间，就多次到香港、广州、北江、鼎湖山等地釆集植物标本，在短短一年内采集了标本二千余号。

　　1928年中山大学农学院接受了陈焕镛关于设立植物研究室的建议。在经费、人材、设备都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陈焕镛接受农学院的重托，进行筹建和主持植物研究室。迨1929年该室还扩充为植物研究所。1930年该所不仅从事广东植物分布状况之调查和纯粹科学之研究，甚至还担负起促进广东农林经济事业发展的使命，故在该所名称上冠以“农林”二字，定名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

　　陈焕镛曾经指出：要摸清广东植物分布状况，为将来编撰《广东植物志》，以改良及发展广东农林事业提供依据，则首先必须搞好植物标本的采集工作，故他非常重视采集队的组织，迅速建立了4个采集队。他不仅对采集的设计、进行的方法与程序加以规划，而且亲自参加采集工作。至1938年，该所搜集储存之珍贵植物标本已达15万余号，分别储存在广东标本室和世界标本室。这就使该所贮存的植物标本数量、质量处于全国同行领先地位，同时为赶超世界著名植物研究机构打下了良好基础。

　　显然，植物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只有标本室是不够的，加上当时农民烧山开荒日益加剧，不少原野植物被损毁，稀有珍品可能遭受绝种之灾，为了保存这些稀有植物，陈焕镛先是将釆获苗木托诸广州市立植物园或农学院农场代为栽培。迨1931年秋，他始克服重重困难，创建了最初才只有一亩多地的标本园。嗣经三年的建设，才将园地扩展为十余亩，把由原产地釆得的一万五、六千号植物移植于园内，并建起专栽蕨类、兰科植物的荫棚。至抗日战争开始时，该园已具一定规模，令人十分痛心的是这个费尽心血建成的植物园，在广州沦陷时为日军所毁。

　　开展植物分类学的研究，除了标本实物之外，参考图书也是必要的。正如陈焕镛所说：研究植物，不能尽信书，但又不能无书。当时植物分类学方面的图书既少又贵，加上经济所限，想购一些参考书籍谈何容易。为了解决缺少图书的困难，他除把私人藏书借给图书室使用外，还费尽心机去购置图书。经过几年的努力经营，至1937年，图书室收藏的中外图书已达4000余部，中外文期刊几十种，尤以有关中国南方植物的参考书籍，较国内其他植物研究机构更为完备。

　　学术专刊的刊行也是植物研究所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对学术水平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他亲自主持下，1930年农林植物研究所编辑出版了英文版的植物分类专刊《Sunyatsenia》（中山学报）（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专刊），它是我国首次发行的英文版的植物学学报，在国内外植物科研界享有盛名。

　　二、历尽艰辛，保护国家珍贵标本

　　陈焕镛对植物有着深厚感情，所以十分珍惜祖国植物标本、资源。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了保护农林植物研究所珍藏的植物标本、图书等不致落入日敌手中，历尽艰险。根据中山大学相关史料记载，事情经过是非常曲折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设在广州市区的农林植物研究所，仍收藏着研究所员工费十余年心血搜集的大批珍贵的植物标本、文献图书、仪器等，这些珍品随时有遭日机炸毁之可能，嗣经中山大学批准，于1938年春捡出全部重要标本、图书、仪器等，租用广九铁路车皮六辆，分批运往九龙，以图保存。为了贮放好这大批珍贵标本并继续开展工作，陈焕镛私人出资在香港投承荒地建筑一幢三层楼房，于1938年9月在此成立该所驻港办事处。不料，同年10月广州告急，当时陈焕镛仍留在广州，准备对石牌植物标本园作最后之营救，广州沦陷，敌军入市，始匆忙奔赴沙面英租界，然念念不忘石牌标本园各种植物，却又苦于敌军检查严密，无法回去探视。数日之后，得石牌标本园留守人员陈少卿乔装小贩逃出报告，始知标本园已遭日军蹂躏，各种植物不死于毁折亦萎于亢旱，导致多年苦心栽培之标本植物，毁于一旦。陈焕镛本人匿居沙面亦不安全，后经多方设法，始与梁培基先生同行，离开广州，到达香港，继续主持植物所研究工作，在学研究生亦得以在港继续就读。

　　此时，中大已西迁云南澂江。植物所曾多次准备内迁回校，格于300余箱标本、书籍、仪器等物，限于战时种种条件，无法成行。但滞留在港又有两大困难：一是由于外汇关系，中大对植物所经费及员工工资常不能按时汇出，且“国币”不断贬值，致植物所经费极为拮据，为此只得由陈焕镛垫支及出面向钱庄借贷，以资维持，截至香港沦陷之前，由他垫支及赊欠钱庄之款已达万元之巨。二是如何使标本采集工作不致中断，虽处于如此困难情况下，仍旧组织滇省釆集队赴云南澂江、昆明、华宁等地釆集植物标本。

　　1941年中大迁回粤北后，同年冬，又派蒋英教授等奔赴栗源堡设立分所，当时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已迫在眉睫，植物所经济空前困难，经多方张罗，始凑足蒋英教授之川资。蒋英回农学院后，即组织调查队分赴湘南、粤北等地采集标本，以备战后合并充实植物所之研究资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敌占领香港。植物所遭日军包围搜查，由于标本、图书均有国立中山大学的标志，被认为属于敌产，派兵监守。际此危急关头，陈焕镛本可率领员工混于难民之中逃离香港，然而他念及费尽心血所搜集之15万号珍贵植物标本、4000余部中西文图书及仪器等物，不忍恝然舍去。最后下定了“只有物亡我亦随物亡，物存未敢先求去”的决心。

　　就在这一筹莫展的困境中，1942年3月，适逢伪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林汝珩到港，要求植物所迁回广州，并允协助运返这批标本图书，将前留广州原所之公物一并发交植物所管理。陈焕镛教授与全所职员共商后认为：“与其徒慕清高之行为而资敌以珍藏，曷若利用权宜之措施以保存其实物。名城弃守，光复可期；文物云亡，难谋归赵。为山九仞，岂亏一篑之功；来日大难，当抱与物共存亡之念。赴汤蹈火，生死不辞；毁誉功罪，非所敢顾。”经过反复考虑，终于同意按照林汝珩的计划迁穗。但声明植物所乃纯粹科学机构，拒绝涉及一切政治。后几经波折，终于在1942年4月底将存港标本等物运回广州。

　　抗战胜利后，陈焕镛以“如释重负”的愉快心情偕员工清点公物，报请中大派人接收，并将公物历次抢救之详情报请农学院转中山大学。此事在1945年12月31日农学院院长邓植仪给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报告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查所称各节与及经过之纪载，确属实情。该员忍辱负重，历尽艰危，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一一保存该所全部文物，使我国之植物学研究得以不坠，且成为我国植物研究机关唯一复兴基础，厥功甚伟。其心良苦。其志堪嘉。”据悉，抗战开始，在北平、南京植物研究机构悉遭日敌毁坏，故农林植物研究所标本得以保存，对恢复发展植物分类学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另外，中山大学迁校时，以陈焕镛没有随校搬迁予以解聘，迨王星拱弄清情况后，恢复了陈焕镛的原来职务。

陈焕镛雕像

　　　三、为科学事业热心作育人材

　　陈焕镛不仅是一位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教育家。解放前，我国科学坡术落后，人材奇缺，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工作的更是“凤毛麟角”。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焕镛就一再强调，要发展科学事业，首先要培育人材。他勉励有志研究植物分类学的青年，要努力向这块处女地开垦！1926年，他执教于东南大学，当时还是青年助教的秦仁昌，向陈焕镛表达了想致力于中国蕨类植物研究的志向，就在这年寒假期间，陈焕镛亲自带领秦仁昌到香港植物园标本室，查阅有关标本和搜集文献资料，指导秦仁昌向中国蕨类植物的研究工作前进。

　　他在教学过程中，非常注意学生的学习方法。他一向认为学习植物分类，除了要有观察力、学科基础和外文之外，还要讲究科学的学习方法。他批评有些学生凡是不懂就问老师，这是小孩式的学习方法，若用来学习植物分类那是不行的。因为世界上的植物种类繁多，而个人精力有限，不应该只凭记忆力记住植物的名称，而应凭理解力着重学习如何认识植物名称的方法。掌握了这根锁钥，那么到大自然界去认识植物的名称和类别，就方便多了。

　　他对研究生的培养，主要是根据研究生的业务基础和特点，进行因材施教。指导学生的学位论文选题时，重视引导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了帮助研究生尽快提高外文水平，他还亲自为他们教授英语和拉丁语。陈焕镛从事教学数十年，培养出比较有名的植物学家不少，如秦仁昌、蒋英、陈封怀、侯宽昭、徐祥浩等人，其中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是他早年的主要助手。

　　四、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努力提高祖国学术地位

　　在1930年世界植物学会上，陈焕镛听到一位法国女博士公然污蔑中国是无科学的，使他感到非常愤慨。他知道空谷来风未必无因，但不能自甘落后，而必须急起直追。他意识到作为一个科学家负有促进对外学术交流和提高祖国学术地位的使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就积极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1930年，他应邀参加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召开的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同年8月，他作为中国5人代表团的团长，出席了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世界植物学会第五次大会，并发表学术论文《中国近十年来植物科学之发展概况》。1935年，他又应邀出席了在荷兰召开的世界植物学会第六次大会，受该会正式聘为植物分类组副主席，后又被推选为该会植物分类组执行委员会委员。该会之有中国委员，以陈焕镛教授为第一人，他为祖国争得了声誉。陈焕镛出席这次大会之前，还产生过一段波折。由于这次会议我国原定由陈焕镛教授、胡先骕博士和金陵大学代表西人史德蔚参加，后来胡先骕博士因故不能出席，而陈焕镛教授出国旅费一时未有着落，使他非常焦急。为此，他向中山大学力陈，如因缺旅费致使中国无学者出席，仅由西人史德蔚代表中国出席大会，“殊属有损国体”，同时也不利于提高中山大学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由于他的据理力争，旅费问题才得以解决。

陈焕镛旧照

　　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一般都很重视双方的学术水平，而且国际学术交流是双向的，是有来有往的，不是单向引进，更不是盲目崇拜外国。在农林植物研究所建设过程中，陈焕镛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努力创造有利于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条件。他把标本、书刊交换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几年内，向国内外发出交换标本37000余号。为了罗致世界珍贵植物标本，他先后和美国哈佛大学木本植物园、纽约植物园、英国邱皇家植物园、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院、德国柏林悔物院、奥国维也纳博物院、新加坡植物园、爪哇植物园、菲律宾科学院等15个机构建立了联系，进行了标本交换，由此得到的植物标本达10000余号，遍及印度、日本、南北美洲、欧洲、巴尔干半岛、非洲、新西兰、婆罗洲等60余个国家和地区。从而大大丰富和充实了该所的世界植物标本室。在当时，如果自身没有一定数量、质量的标本，要在短短几年内得到那么多的国外标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国际学术交流中，重视标本的“对等交换”，如果自己没有一定数量的珍贵植物标本以供交换，则不能取得外国的相对数量、质量的珍贵植物标本。

　　农林植物研究所还用标本和该所出版的“Sunyatsenis”《中山学报》专刊换得一批贵重书刊，如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杂志、邱皇家植物园的丛刊及霍氏植物图谱等，逐渐丰富了图书室的藏书。总之，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既促进了农林植物研究所的发展，也逐步提高了它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

　　五、为人民创造了可贵的精神财富

　　陈焕镛教授毕生从事植物分类研究工作，治学态度严谨，要求极高。1930年他乘出席在英国召开的世界植物学会第五次大会之便，携带植物所内有疑问的标本约3000个，前往著名的英国邱植园进行研究达5个月之久，他认真地将这些标本与该园所藏中国南部各种原种标本，一一加以核对、检查，改正了不少讹误，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使这些植物标本得到准确的学名，成为当时国内植物标本室中最有价值的标本之一部分。

　　陈焕镛学识广博，造诣精湛，在国内外植物学界享有很高声誉。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发现的植物新种达百种以上，所发现的新属也不少于10个。陈焕镛的主要论著约50种，他早年论著有《中国经济树木》和《中国植物图谱》（与胡先骑合著），英文著述《中国植物各科纲要》，中文研究专著《广东栽培植物图谱》等。解放后他主持编写出版了《广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后来还担任《中国植物志》副主编，为该书出版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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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摘录于何贻赞所著《陈焕镛教授与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一文，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