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将至，80年前的粤北学子，在烽火中仍然坚持研究、出版刊物，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笔者读了《民族青年》、《经济科学》（创刊号1942年）两本出版于1940-1945年韶关坪石时期的旧杂志，也从中了解到还有《文科研究所集刊》《中山学报》等多种杂志。细读几篇诞生于坪石武水边的文章，坪石先生在昏暗的油灯下，勤奋笔耕的身影，浮现眼前。先师逝矣，文采依然，颇有感触。

　　在《民族青年》、《经济科学》这两本期刊中，还刊登了另一期刊《中山学报》的内容预告，因此也可看到《中山学报》的基本内容。《中山学报》每期按学科分类为主，第一卷第八期内容围绕着的是史地学科，朱谦之、郑师许、容肇祖、陈安仁先生均有文章，特别是蒋英先生在此期发表文章“中国紫金牛科植物研究纪略”。《中山学报》第五期为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编辑，在该期中，所载梁伯强先生的文章为“如何在非常时期中研究病理学”，杨简先生的文章是“在抗战中如何布置病理学研究所”，均是特定时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医学专业文章。在《中山学报》第七期中，刊载了陈宗南（工学院院长）发表的文章——“论中国战时工业教育”，这应该是工学院的特辑，此外还刊载了吴明聪的“战时铁路桥梁轨道之修护”、刘鸿的“合成树脂与受港物工业之概观”等文章，其它文章多涉及战时的工程建设，作者包括张万久、余文熙、俞浩然、林鸿恩、伍金声、孔繁祺等人。

图为《民族青年》期刊封面。

　　《民族青年》第二卷第一期于1943年元旦出版，在此之前，1942年12月15日出版的《民族青年》第一卷第六、七期刊登了《服务经验特辑》，邀请了中山大学工学院院长陈宗南先生、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安仁先生，以及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主任刘求南先生、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詹安泰先生撰文。值得注意的是，陈宗南先生的文章是“怎样成为一个完善的工程师”，詹安泰先生的文章是“谈‘人格问题’”。

　　詹安泰先生在“谈‘人格问题’”文中写到：

　　“凡是人，谁都有其做人的道理。然而真正能懂得做人的道理而堂堂地做个人，却千万人中不得一二。

　　阅历较浅的人——尤其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总以为除了生活问题，做人是很容易的；等到入世较久，经验较多了，‘做人难’的问题，就会逐渐展开在你的眼前，盘旋在你的脑际；同时，从前你以为是在‘堂堂地做个人’的人，他的缺点也就会逐渐地发觉出来了；往后，便会感到他的‘做人难’的严重性，并不亚于你自己。

詹安泰文章是“谈‘人格问题’”。

陈宗南文章“怎样成为一个完善的工程师”。

　　下为陈宗南文章“怎样成为一个完善的工程师”的部分摘录：

　　现在因为国家需要许多专门人才协助参加建设工作，他们服务的机会比较多，换一句话说，就是出路好，谋职容易，于是很多青年们，都跑进专门学校研究科学，尤其是学习工程科的，特别人数多。这是一种良好现象，无疑的，大家都感觉到，将来中国必定改为“以工立国”，一跃而为一个工业化的现代国家，工业化国家必定需要各种工业建设，工业建设需用许多专门人才和工程师，所以大量造就工程专门人才，是目前最急切的工作了，但是养成一个有用的完善的工程师，决非一蹴可就，必有特殊的条件和品性，要适符这种条件，才有资格去学习，经过相当学术的钻研之后，才有成就，并不是因一时兴趣所驱使，或者奉承父兄意旨，跑入工科学校读书，可以成功的。有一些青年，觉得工科出路好，所以读工科。或者人云亦云，觉得大家都趋向应用科学的部门，自己也跑进工科的摇篮里。不少如此的迷途羔羊，在学校里胡混了四年，跑出校门，一无所得，结果在社会上，到处碰壁，一无所成。归结原因，一半是他们自己“择学”的初旨不正，一半是根本不具备当工程师的资格和条件，所以终归失败，本人觉得这种风气有矫正的必要。现把笔者个人以往服务经验提供出来，给一般有志做工程师的青年参考。

　　造就一个工程师的过程，需要分两个阶段，第一是在学时期，第二是学业后服务时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工科学生应具以下这四种条件：

　　１.体格健全——工程师的工作相当艰巨，所以需要有一个健全的体魄，才可以负荷起巨大职务，往往见学工科的学生，因为平日不注意运动，只顾埋头读书，弄到身体羸弱，卒业后，虽有好机会，结果无法胜任，只有失之交臂，所以志欲做工程师的青年学生，第一个先决条件，必须体格健全。

　　2.数理基础良好——学工科的人，必须数理科根基好，差不多是大家都公认的，因为工程学科颇艰深，应用数学和物理学的地方最多。

　　3.思想缜密——学工科的人，必须具备一副思想精细而完整的头脑，做事才有条不紊，有研究、分析、探求的习惯，不然的话，虚浮鲁莽、疏忽大意，将来做事，当不免于错误百出。

　　4.创造本能——凡学工程的人，应当富有创造本能，且要将本能加以特别训练和栽培，才可以成为一个创造家。讲到创造，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对于任何一种机械，必先去研究其运行的状态与运行的原理，才能得到彻底的了解，然后能自己来改善或创造，往往在试验创造的时候，得到意外的结果。历来科学发明大家，都是由于运用这种创造本能而得到成功。

　　陈宗南先生又对进入社会的工科学生成为工程师后，提出需要遵循的原则：1.高尚人格；2.迅速确实；3.不避艰阻；4.继续研究。

　　1943年元月10日，依时出版了第二卷第一期。王亚南先生发表的“今年经济的展望”作为首篇，他寄语1943年是“经济改造年”。刊物中除了经济、社会等学术论文外，还多了几篇随笔，写的是历史场景与情感。如吴汉晖诗作“武水晚眺”：

　　绕水枫林绿映红，轻舟急潮去如风。

　　残阳返照光虽艳，惟惜西沉入暮中。

　　吴汉晖还有诗作写到武阳司，在其诗篇“过武阳司新生部故址”中，吴写道：

　　武阳司在乳源武平乡，为入粟源堡之要道，去年中山大学曾设新生部于此，今改为国立侨二师学校，由坪入武，路径山岗颇多，中有长岗岭，高三百余级，行者苦之。

　　路出武阳入粟源，他乡作客逐风尘；

　　山岗起伏途程险，雨露迷濛步履辛。

　　景物不殊人事换，楼墙无恙额门新；

　　邨耆纵说沧桑异，都为邦家育后民。

　　此期刊中还有四年级学生何冠来同学的作品“除夕”随笔，落款时间为1941年2月于中大，从其中可以读出他对白云山的眷念，对在日军占领下的同胞的忧愁。他是已漂泊三年的学生，他在“游金鸡岭”文中写道：“考试完相约金鸡岭登山，渡船泊在对岸，我们喊一声，船夫答道等一下就撑过来，因为他正在吃早饭。过了对岸，再走三、四十分钟的山径，便到了坪石车站。”历史场景便清晰地展示了出来，坪石车站、金鸡岭、渡船、武江等地理关系略略几笔便交代清楚了然。

图为《经济科学》期刊封面。

　　王亚南先生勤奋的程度从不完全统计的两本杂志可知之，推测1942年至1943年就有6篇之多。《民族青年》第二卷第一期“今年经济的展望”——1943年1月10日（出版）在《经济科学》自创刊号至第六期共五篇文章，题目如下：

　　第一期“经济科学论”（创刊号）

　　第二期“中国经济学研究问题的提出”

　　第三、四期“当前的经济问题与经济计划”1942年9月（定稿）

　　第五期“经济发展阶段之分析与批判”1943年4月（出版）

　　第六期“关于经济科学分科的研究指导”1943年12月（定稿），1944年3月（出版）　　

　　《经济科学》为法学院经济学系主编，为月刊。在1943年2月出版的第二、三期合刊上，首篇作是王亚南先生的文章“当前的经济问题与经济计划”。读来依然令人深思，对今日经济学人和各类学科研究者仍有现实意义。

　　《经济科学》第五期于1943年4月出版，还是王亚南先生的文章置于首篇，题目为“中国经济研究的现阶段”，首句直接了当：“科学的经济史的研究，到现在，还没有一百年的历史。”“我们这里所论及的经济学，是特指资本主义经济运动法则，理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来踪和去迹，然后始能引导我们去探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乃至‘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则。”后资本主义社会一语用了双引号，时间是1943年7月7日，地点则是于坪石野马轩。此期发表的经济学文章，参考索引有多部郭大力、王亚南的译作，王义成文章“经济理论研究引论”，参考索引中有《国富论》（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Ricardo著，郭大力、王亚南合译）。袁亦山在此期发表“民生主义经济研究发凡”，参考索引中有《国富论》和《资本论》（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合译），并介绍道：“一般人往往以此书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其实它也是以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为研究主题，著者在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及分配过程中，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法则、本质、规律性，及其必然崩溃的走向，对于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剖析甚详，使我们能清楚资本主义真相。”陈望道发表的“工商经济研究提要”的参考书目中，也列有《资本论》，并简略介绍了三卷。

　　在《经济科学》第六期，王亚南先生发表文章“关于经济科学分科研究指导”，落款处写着“1943年12月1日  坪石野马轩”。根据王亚南先生的意见，经济学系研究的学科，早有分别形成各种独立研究部门的必要，建议分八组：1.经济理论组，2.经济技术组，3.经济政策组，4.经济史地组，5.战时经济组，6.金融货币组，7.财政贸易组，8.经济名著翻译组。

王亚南文章“关于经济科学分科研究指导”。

　　下为部分摘录：

　　在民国三十年度，我曾在本校经济学系，提出一个尝试性的分组研究指导的办法，并曾议定一个施行的简单计划。部分的按照计划实施过。当时提出那种办法的动机是：（一）社会经济事象，经济科学的包容性，经济学系研究的学科，早有分别形成各类独立研究部门的必要。事实上，不管先进各国，就在国内，许多大学已于经济学系之外，另设商学系、工商管理系、银行系、银行会计系，或计政系之类。本大学亦有商学系之设，自商学系于民国二十一年停止后，经济学系所包罗，与东西各国之经济学院或经济学所包罗者相当。加之经济学系所研究者，按照原文，应先有经济理论方而之研讨，但抗战军兴，加强设施以后，尽管对于确定经济建设诸原则，而表面上税政、计政，地政诸设施引起之实务技术人员之需要，大有使经济学系变为供给技术人员之训练机构。此类缺陷，为了在相当限度内，减少研究者注意不易集中，对所学无法深入的弊病，系已有科别，分成各组，各就个性及兴趣所近，于课外进修中，深入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二）近来一般大学的研究风气，似乎都不曾表现出集体研究的精神来，因为个人的作风特别显露，连对个人所进修的集体的学习方式，亦不肯或不愿或不便参与，仿佛学校的共同研究生活，只限定在大家似的。即使偶然有学会一类研究组织，往往因为不易合研究兴趣，具体的研究业务。分组研究的办法，至少是希望能在大家有所帮助的；（三）研究书籍之缺乏，早已成为当前大家进修上的一大障碍，但正如同我们社会的现实物质一样，供给数量不够，固是事实，但已有供给数量，流通不够顺畅，供给不够合理，亦是无可争议之事实。公家备之图书，且不具论，每个研究者，多少保有相当数量之书籍，也可能保有自已不十分必需的书（或许是由于已经阅读过了，或许是由于个人兴趣不在这一方面）。大家能就个别已有的保有量，相互通有于无，一定多少可以补救无书读的困难。通过分组研究所决定的办法，把大家所有的书籍，各组分别登记出来，相互借阅，不能不说是一个有效的打算。自然，关于个人书籍之公开“流通”，原不一定要采用分组研究的方式，但分组研究至少是便利那种流通的好办法。

　　依据上述诸要求而推行的分组研究，在开始是分成以次诸组：

　　（一）经济理论组（一般经济理论）

　　（二）经济技术组（包括统计、会计、工商管理诸学科）

　　（三）经济政策组（即注意民生主义、土地、资本诸国策方面的研究）

　　（四）经济史地组（包括中外经济史地研究）

　　（五）战时经济组（侧重于国外国内之战时经济措施及其理论之研究）

　　（六）货币金融组

　　（七）财政贸易组

　　此外，为了提高大家翻译的兴趣，还特设一个“经济名著翻译组”，共为八组。这类分法，虽然不曾依据什么分类学，或者依据什么严密的分组原则，而是按照学系方面的现有学科，作为暂时的尝试性质的区分而已。

　　王亚南先生在教学研究中，注重创造性地教学，联系国情，特别注重实用性，“经济史地组”是特别的组。王亚南先生认为经济史在欧洲发展仅为100年的历史，值得总结。“战时经济组”更是结合抗战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此刊中还有陶大镛先生的文章“青铜时代生产技术研究发凡”，定稿时间写着“1943年4月校正于坪石”。

　　一、四期的首卷篇是王亚南先生的文章“当前的经济问题与经济计划”，文中写道：“关于当前的经济问题，国内经济学界或一般财政经济学者，似有一个共同认识，就是包括着各种重要经济设施的经济计划本身，还不够周密详尽，同时，执行经济计划的人事行政方面，还大有整顿余地，这是非常允当的，我不想涉及人事问题，单就大家特别关心的经济计划而论，其间实在很有需要分释的地方。”王亚南先生接着指出，经济计划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是“社会性质的问题”，“计划去迁就社会”是他提出的重要观点，同时他批评了经济学界不良的学风，充满英美的、或在一定范围内是德、苏经济意识，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的经济研究者，他们可能指数出苏联“三个五年计划”、德国“两个四年计划”，乃至美国“复兴计划”的内容，可能背诵出现代各种经济形态的基本概念，但一问到那些经济基本概念，与中国社会的商品价值、地租、利润和工资等等，有何本质区别，那些经济计划如推行到中国社会，有何阻碍，他不能置答。“原本是当作研究中国经济之手段的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便在无形之中成了目的。为学问而学问的气概，促使经济学界超然于中国经济的现实。”［1］最后在结论部分，王亚南先生再一次强调“经济问题特别关系土地问题”。王亚南先生的鲜明观点，不仅切中80年前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方法要害，同时对今日学风之不良种种现象，依然是明亮的镜子。此文落款为“1942年9月14日于重庆旅居中”，应是王亚南在重庆短时间写成。

王亚南文章“当前的经济问题与经济计划”。

　　下为部分摘录：

　　一、经济计划·经济学界·经济学

　　战争的支撑力，是建立在较为健全的经济基础之上。

　　关于战时的经济问题，曾千百次被提出来讨论，也曾千百次依据讨论的结果，提出了解决方案，而且有许多方案，确已见诸实行。但时至今日，客观的经济现实，都似更增大了要求我们对它再检讨再计划的压力；仿佛经济上的紧张，格外容易显出经济学界的忙乱。举凡世界各先进国家解决战时经济问题的办法，由较综括的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到较具体的各种新税制、银行管理、专卖、国营企业商业公司化、农贷、土地金融、工贷、实物征收征购，以及储金公债劝募等等，都被连续设计出来，并已局部的或全面的付诸实施。这许许多多的经济新政的实施，以言其效果，是中国以不够现代化的国家，居然由此支持了五年以上的现代战争；设检讨其缺陷，则今日经济问题之日形紧张与繁杂，就是如实的说明了。

　　对于当前的经济问题，国内经济学界或一般财政经济学者，似有一个共同认识，就是包括着各种重要经济设施的经济计划本身，还不够周密详实，同时，执行经济计划的人事行政方面，还大有整饬余地。这是非当尤当的，任谁都不能否认设计和人事对于经济问题解决的重要性。但在这里，我不想涉及人事问题，单就大家异常关心的经济计划而论，其间实在很有需要分释的地方。

　　今日谈经济计划的学者，很容易犯一个笼统的毛病，以为经济计划完全是一个技术性质的问题，而不知道，特别在中国这种社会，那同时还是一个社会性质的问题。惟其如此，他们就像不可避免的，使社会太迁就计划，而不大注意使计划去迁就社会。所以在结局，他们虽然注意材料的归集，但却很似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印象：先制定了或先打算输入某种经济计划或经济体制，然后再把归集来的材料，拿去作为支撑。他们动辄把计划不易有效推行，诿责于技术条件的不够。不已充分说明了这点么？

　　其实，适合现实经济要求的计划，根本就是把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上的落后技术条件，加入了考虑的。换言之，需要高度技术条件，需要超越中国社会技术水准的经济计划或完美的经济体制，在本质上，在事实的逻辑上，就不是或不能为中国经济实现所要求。因此，在当前的各种经济设施下，诉说技术条件的不够，我有同感，但我不能以同一口吻来发生共鸣。因为一个产业落后国家的经济计划，是不能把一个产业已经发达的国家的经济计划，作为样本的。

　　讲到这里，我想顺便谈几句不全是题外的话。作为中国经济计划之发案者或立言者的中国经济学界，根本就充满了英美的，或者在较狭的范围内，充满了德苏的经济意识的气氛。一个从大学经济系毕业出来的经济研究者，可能背诵出现代各种经济形态的基本概念，可能指数出苏联三个“五年计划”、德国两个“四年计划”，乃至美国“复兴计划”的内容，且也漠然能分辨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但一问到那些经济基本概念，与中国社会的商品价值、地租、利润、等等，有何本质的不同；那些经济计划如推行到中国社会，有何根本的阻碍，他不能置答了。结局，原本是当作研究中国经济之手段的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便在无形中成了目的。为“学问而学问”的气概，像使整个经济学界超然于中国经济的现实；一旦这些超然的学者对现实立言起来，第一，就会感到中国社会技术条件，不够他们所要求的水准。其次，且会因为他们过于为技术问题所困惑，以致不得不致疑于经济法则本身。

　　这是当前楔入在经济问题与经济计划之间，使它们不易妥为调和起来的一件基本事实。

　　二、中国经济问题的把握

　　当前的财政经济问题，分别指数出来，自然是非常之多的，但可就以次这两个方面加以归纳。

　　（一）在财政方面，就是如何使国之所入，足够国之所出，即国家之预算如何平衡的问题。

　　（二）在一般经济方面，就是如何使全国民之所入，足够全国民之所出，即国民经济上的再生产，如何使其保持，如何使其能依需要增加而逐渐扩大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事实上还可进一步予以归纳。即前一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以后一问题的解决作为基础，因为“国之所入”根本就是“全国民之所出”；“国之所出”增大了，须“全国民之所入”相应增大起来，始有办法。这是经济学上的常识问题。但我们经济学者在财政经济问题的处理上似乎有意无意的忽视了这个基本常识。这原因，也许是由于物资的分配与周转，把他们的全部注意力吸收住了。自然哪，战时紧迫需要所造成的许多阻滞流通的不合理现象，很有理由使他们相信：全国民之所入，原是可以供应全国民之所出的，但流通领域内的击断，囤积居奇，以及各地方的互为限制，把原来够供应的物资，弄得不够了；而在某些部门，原已不够供应的物资，就更加显得缺乏了。他们把这看作了物价问题的症结，所以，物价问题斗争的许许多多的办法，都是从流通过程着眼和下手。在抗战发生后的前两三年间，流通不够圆滑的看法，生产不够支应的事实。时至今日，虽然从流通上解决物价问题及其他一般经济问题的见地，还有着支配的作用和影响，但客观的经济现实要求，已使那种见地大有修正。

　　在抗战过程中，一般人的浪费是显著缩小了，但一部分人的浪费，战争的破坏，特别是军需上的浩大支出，并非一般国民的消费缩小可以抵偿，至少，战时关于物资的需要，是不会减少的，有些部门还是有增加的。而在另一方面的生产领域，就工业上说，许多小型的制造业，独立手工业，乃至较大规模的工厂，是在政府直接间接的保育下，建立起来了，但由于大后方遭受敌机的轰炸，敌人屡进屡退的扩大战区的蹂躏，以及物价飞涨和统制程序的侵扰，致令我们只能在统计数字上，看到生财和生产品价值的增大，而在工业生产品本身，一般的讲，恐还不能表示增加的倾向；农业上的情形，比工业上更予人以非常黯淡的展望：它不能像工业那样集中的容易受到政府的保育，敌寇的蹂躏和统制程序的干涉，“例如省际乃至县际间限制产物流通等”，农业的受害程度，殆有甚于工业；此外，物价飞涨在一般认为润泽了农村，但其实受到涨价实惠的，是农产物的不劳而获者，而非农产物的直接生产者，后者甚且因此受了恶劣的影响：地租与土地费用的增大支出，把他们更新农具、雇佣劳工的可能性日形减缩了。将农工业双方的生产状况综合起来考察，使我们不得不致力于我们的再生产规模，不但无所增益，其至还在减退。全国民之所入，根本就无法供应全国民之所出，还不仅是中国财政问题的症结，且是中国全体国民经济问题的症结。

　　三、由问题到计划

　　财政经济问题上的这种症结或病理，已经被诊断出来了。朝野的注意，渐从流通过程移向了生产过程。但至今日为止，所有奖励农工业生产的措施，还不够扭转社会再生产规模，日渐趋于缩小的趋势，这原因，显然不是由于政府的热忱不够，而是由于政府的财力不够；也不是由于政府的财力不够，而是由于政府运用或利用社会人力物力的方式和程序，还有需要商讨和改进的地方，这也许是最近经济计划问题，特别被提到的论坛，被加进政府议事日程的重要原因之一。

　　任何一个形态的政府，都没有把社会生产的全者，加担在自己身上的可能。它的贤明办法，就是照应着当前社会的人力物力的实况，规划一个运用的程序，使它们在消极方面，不致于浪费，在积极方面，能尽量发挥其最大可能的作用，这是经济计划必须遵守的原则。

　　期刊中，还可以找到有用的信息，征稿简约中，强调“不拘语体文言，但请求通俗”，编者为“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销售者为“坪石汇文供应社”，估计坪石老街中有一家门店应称为“汇文供应社”，印刷者为“文汇印刷厂”，落款注有“坪石，武阳司”字样，王亚南先生多篇文章落款写着＂坪石野马轩＂，佐证王亚南先生写成文章多是在武阳司埋头苦耕的。

图为《经济科学》登出的征稿启事。

　　前面提到《中山学报》第三、四期合刊中，“商业资本论”是紫蘅先生所作，文章在落款时间地点写着“1941年，12月25日，记于车田坝”，附记落款处写着“蘅于1942年校庆日”。其中有一篇专文“五月来坪石主要日用品零售价格调查”，为经济学系“经济调查处”所进行的细致调查。

图为经济调查处坪石日用品调查表内容。

　　谨通过拜读80年前坪石先生的若干篇文章，特别是王亚南先生在武阳司野马轩之作，心祭！

　　注释：

　　［1］国立中山大学出版：《经济科学》第三、四期合刊，1943年12月，第1页。

　　参考文献：

　　［1］国立中山大学：《民族青年》（第一卷第六、七期），1942年12月出版。

　　［2］国立中山大学：《经济科学》（第三、四、五、六期合刊），1942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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