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来，广州城的中心区作为行政中心始终未变，沉淀着来往匆匆过客的政治抱负结晶。其中，有的根深叶茂，有的昙花一现。设立粤港澳大湾区，选择三地共同记忆的四条主线，分别是中山先生史迹、岭南教育史迹、岭南医学史迹和海上丝路史迹，四条线路的内容可能互有交叉，但更显示粤港澳三地历史密不可分，徒步旅游者依兴趣择道而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鉴古知今，学史明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落实国家文物局2019年重要工作安排，选择越秀山下广州历史城区行政中心为起步区，着力营造“人文湾区”高品质的旅游线路。

图为作者手绘“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系统信息牌构思图”。

　　一、越秀山书院群遗址

　　1909年创办的“存古学堂”前身为“应元书院”和“菊坡精舍”，[1]“应元书院”建立于1868年，由时任布政司王凯泰所创立；“菊坡精舍”由越秀山下的长春仙观原址改建，创立于1867年。著名的广州清代书院“学海堂书院”，为1825年清朝著名汉学家、两广总督阮元设立，梁启超是于1885年考入此学堂。学堂历经70多年，1897年为最后一次招生。

　　书院、官办和私办学堂在广州城市历史中心城区中，在空间和精神上作用重要，康有为开设的“万木草堂”成为维新思想发源地。时敏学堂创建于1898年，为广东首家民办私立学校，黄炎培在1930年发表的《清季各省兴学史》中写到：“广东省前清末年最早创办者，为广州时敏学堂，为新会陈芝昌，三水邓家仁、家让兄弟等发起，捐资设立，是为设立学校之始。”1898年3月时敏学堂向社会发出创设的“公启”，在澳门《知新报》、长沙的《湘学报》刊登，“公启”写到：“名曰时敏，窃取书为学逊志务时敏之义，言敏于时务也”。[2]《时敏学堂章程》写到：“笃交谊以励实学。本堂志在振兴，尤实坚定……勿拘拘于长幼贫富之间。”[3]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奠基人萧友梅于1899年考入此校堂。

　　培道女学校与培正学校同时建立于1888年，培道和培正在抗战时期，流转于澳门、香港，1946年回原址，1953年被改称为广州市第二女子中学。澳门现在还保持“培道中学”，是在1945年留在澳门的160多名学生基础上保持传承下来的，香港培道中学也是母校于1938年来香港，1945年留港的学生有194名，以这批学生为基础传承至今的。

图为有督军署的历史地图，东北角就是“存古学堂”。

阿瑞手绘于2019年4月22日，基于1920年前后历史地图研究引索的历史信息。

　　二、旧总统府旧址

　　民国初期的“督军府”成为孙中山总统府，它建于1905年前，清末这里是抚标箭道，后为督军衙署。所谓抚标，即巡抚所直辖的汉兵绿营兵，分马兵、步兵、水师。绿营兵额，时有增减，一般在60万人左右。清末裁废，后改为督练公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广东省督军署；1921年5月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时以此处为总统府。历史上1922年6月15日“陈炯明围攻总统府”事件的总统府就是指此处，在陈炯明叛变时，此处被炮击而夷为平地。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先生返粤，以陆海军大元帅之职主持大局。192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广东多次选址比较后，选择了对孙中山先生有特殊意义的旧总统府旧址为孙中山纪念堂的建设地点。

　　1912年2月25日，孙中山与廖仲恺、胡汉民一起抵达广州，在推动革命的过程中，孙中山不忘城市的现代化，欧美、香港的城市现代化对他的影响颇深，以至于在革命成功之后，多次提及建设现代广州城的壮志。1912年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大清朝诚然是‘过去的遗物’，但清的逊位，并不算是中国的完满的得救。我们的前头还有无限的工作，务须完成，俾得与列国并驾齐驱。……我欲将有广州之行，届时拟将老城建为新式的、近代的……”[4]孙中山先生与香港、澳门的关系方方面面，孙中山先生的《致郑藻如书》首先发表于澳门的《澳报》，该报创刊于1899年2月。1898年创办澳门《知新报》的是澳门富商何穗田，他曾经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维新派在澳门的《濠镜报》，也是何穗田先生所办的，得到康有为的鼓励和支持。[5]香港何启先生对孙中山革命高度支持，何启于1887年创办雅丽氏医院是为纪念亡妻雅丽氏，这是香港第一间妇孺医院，孙中山先生就读的香港西医书院从1887年至1911年就设立在何启先生创办的医院内，孙中山先生成为首届毕业生。[6]

图为旧总统府的历史地图。

图为孙中山与葡籍好友飞南第合办创刊于1893年的《镜海业报》，拍摄于澳门国父纪念馆。

　　三、两广部堂

　　鸦片战争前后，正因为需要与洋人打交道，在杨家祠旁的“两广部堂”对外与澳门的葡萄牙人、香港的英国人需要书札公文来往，两广总督耆英1845年9月2日回复葡萄牙理事官关于“钮元德回澳不报税”的来函时言“不可失之轻纵，也不可失之过甚”，并向皇帝奏报时对“夷人”的良策欲言又止。张之洞1884年5月至 1889年8月任职两广总督，1888年在奏请皇上“缓议广东澳门租界改归葡国永远居住立约”的奏稿中写到：“再查葡国贫困日甚，如法美俄德各国财力，无不垂涎澳门，翼以巨款购得其地为驻兵之所，是不让其他于他国一层尤为应于议约之先，切实声明，杜绝觊觎。”[7]1841年1月30日侵华英国总司令伯麦致清朝大鹏协副将赖恩爵的照会写到：“是该岛现已归属大英国王主治下地方，应请贵官速将该岛各处所有贵国官兵撤回，四向洋面，不准兵役稍行阻止，难为往来商渔人民。”

　　两广部堂辛亥革命后曾经成为民国省长公署和民国国民政府，廖仲恺在1923年5月7日至1924年、1924年6月12日至1924年8月29日任民国广东省省长，1925年7月3日改省长公署为省政府，改为委员制。1925年7月1日成立国民政府，于1926年搬至汉口，宋庆龄、胡汉民等水路与陆路兼程，通过梅关古道至湖南，后达汉口。1926年3月杨匏安、谭平山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也是沿此线路抵达汉口出席中共五大。1926年11月17日下午1点，鲍罗廷一行离开韶关。他们有的坐轿子，有的骑马，有的步行，向江西进发。19日到达始兴县。20日到南雄。21日翻越粤赣交界的梅岭，到达江西的大余。他们一路艰辛，翻山越岭，十分劳顿。这和当时的交通条件有关：当时从广州到武汉，不通火车。粤汉铁路于1898年就开始兴建，但直到1936年才建成通车。[8]

　　1927年2月间，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央的通知召开会议，研究推选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问题。会议选举了陈延年、邓中夏、苏兆征、谭平山、杨匏安、彭湃、阮啸仙、黄平、区梦觉、李民、薛六、罗珠等为出席大会代表。同年3月底，出席中共五大的广东代表区梦觉和陈延年、彭湃、苏兆征、黄平、李民以及三位团的代表同行，由广州出发，步行到韶关，又过了九峰山到湖南耒阳，然后坐小船经衡阳、长沙，在长沙坐火车到武汉，总共走了十多天时间。［9］

图为1907年历史地图上的衙门，为红色所标注，图中有中英两种文字，最北为“两广部堂”，西侧为“广东巡抚部院”，此地图藏于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图为1921年历史地图上显示“两广部堂”改为省长署，此地图藏于广州市档案局。

　　四、杨家祠

　　杨家祠是为赴省城赶考的杨氏家族子弟提供居所的族祠，这是中国传统科考制度的产物，在广州城区靠近贡院和学宫附近，有许多类似的祠堂，如陈家祠。祠堂与书院兼容，杨家祠也称为“泗儒书院”。1917年杨匏安曾经在澳门教书，大儿子在澳门出生，1918年与其叔杨章甫居住于此近10年。杨匏安组织省港大罢工到了香港，被捕释放后是从澳门到中山回穗。众多共产党革命青年在杨家祠向杨匏安报到后走向黄埔军校，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抗日战争。杨章甫先生后来长期在香港生活。

　　五、社仁坊

　　1926年12月《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常务月报》上杨匏安通信地址一栏登记为“社仁坊20号”。广州出现机动车道路前，“街”是基本称呼与最宽的道路，次之为“巷”。传统形制的“里坊”制度在历史空间上是重要的组成，坊为居住区，中国传统的里坊制是三百步为一坊。广州历史上存在现已经消失的“积厚坊”和“莲桂坊”就是现在广东省人民政府所在地，“华宁里”是越秀区政府现在所处的地方，“粤秀街”是中山纪念堂所在地。

　　清末广州城内共有18坊和3厢。属于南海县的有7坊和城西厢；属番禺县的有11坊和东城厢、南城厢。内城的内街95条，其中南海47条，番禺48条；新城内街55条，属南海的31条，属番禺的24条；城外街道222条，属南海的183条，属番禺的39条。

　　社仁坊，清代以前也称舍人坊，因舍仁庙而得名。“坊”，系中国传统的“里坊制”中的一个层次，“里”通常为一个小街区外围的通道，“坊”则是“里”内再细分的巷道。“里”“坊”之上通常称为“街”。

　　民国时期，社仁坊周边地区为省、市政府衙署聚集之地。北面越华路系“省长公署”（现省民政厅位置）。东面还有“省交涉署”（负责外事交往，现省财政厅位置）。社仁坊南面为广州市工务局、市卫生局和海关监督署。因此地利，民国时期，很多政府要员居于此地。

　　1925年秋至1927年夏，为了工作方便，杨匏安移居广仁路社仁坊28号。在此期间，他先后当选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三个常委之一兼组织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被选为九个中央常委之一，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等职务。并在此与林祖涵共同签署提请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的任命书；签署委派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东江各属党务组织主任，委任彭湃、邓颖超、赖先声等为潮梅特别委员会委员的任命函；并接待了不少党外进步人士。

　　因社仁坊临近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国民党要员也常至此。廖仲恺遇刺后，杨匏安与何香凝等在此商讨廖案工作。

　　城市发展，历史变迁，20世纪90年代初，社仁坊北侧地块处在房地产热潮下，于1992年开始拆迁，原规划建设一栋30层的商务办公楼。商务办公楼于1996年开始施工，地下室施工完成后停工多年，几近烂尾。2003年“非典”肆虐，广州市政府为改善周边环境，将工地临时复绿，改造为绿化广场。2007年，在完成相关的补偿沟通程序之后，广州市政府将土地用途调整为公共绿地。［10］

图为1921年历史地图上现为省政府所处的历史街坊，东北角就是“存古学堂”，穿越南北是“积厚坊”“莲桂坊”，此地图藏于广州市档案局。

　　六、海关监督署、工务局和卫生局旧址

　　1920年末公布中国首部城市条例《广州市暂行条例》，条例中对市行政组织及其职权进行界定，市行政事务由市行政委员会议执行，市行政委员会由市长担任主席并由各局局长组织而成。《条例》中确立六局，即财政局、工务局、公安局、卫生局、公用局和教育局，并对六局的职能予以明确规定。

　　1918年10月23日，广州市政公所颁布了《广州市市政公所章程》。1921年，广州市工务局发出公告，强调报建的重要性，指出市政公所原制订的建筑章程仍然生效。“查章程施行已久当然继续有效。” 此后工务局又着手章程的修订，“本局成立，以原章程乃临时规定，不可以垂久远。遂从新编制参照外国建筑法求与本市情形适合以期完备”。［11］1921年2月至10月受理报建建筑事项共8850件，1923年1月至12月，工务局受理报建建筑事项共15410件。

　　广州卫生局的成立比香港晚近38年，但香港市政制度的建立是19世纪中叶，1843年成立公共卫生及洁净委员会，1883年成立卫生局，1887年制订《1887年公共卫生条例》。

图为1923年历史地图上广州市卫生局、海关监督署和广州市工务局在广卫路的位置，地图为1923年由广州市工务局和广东陆军测量局制作，藏于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七、省交涉署

　　交涉署为民国时期地方负责外事侨务的机构，广东20世纪20年代的交涉署紧邻省财政局大楼。1925年上海发生英日镇压上海游行工人的“五卅惨案”。6月，广州和香港工人为声援上海工人发动省港大罢工。1925年6月23日，广东各界声援上海进行反帝国主义大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进至沙基时，英法军队突然用机枪扫射，游行队伍死50多人，伤160多名。“沙基惨案”后，交涉署向英、法、葡广州总领事馆提出抗议，提出五点要求：（一）此案各有关国派大员向广东革命政府谢罪；（二）惩办与此案有关系之长官；（三）除两通讯舰外，驻粤各有关国兵舰一律撤离；（四）沙面租界交广东革命政府接管；（五）赔偿此次死伤者人员恤金。

图为1923年历史地图中标出广卫路的“交涉署”和“财政厅”位置，此地图藏于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图为1923年历史地图中的沙基和沙面，沙面从东往西分别是法国领事馆、英国领事馆和美国领事馆。

阿瑞手绘于2019年4月23日，基于1907至1920年左右历史地图西关地区引索的历史信息。

　　八、省财政厅

　　清代顺治年间设广东布政使司，驻广州府，领十府及一直隶州，而广州府领连州一州及十五县，包括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安、三水等。1915年在布政司旧址建设广东财政厅，于1919年竣工。孙中山先生1921年5月5日宣誓就任大总统后，在财政厅阳台检阅游行群众队伍。

　　九、万木草堂

　　1891年开设的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书院，设立与香港影响有关。康有为21岁踏足香港，开阔了眼界，购买“地球地图”，并逐渐购买西洋图书。1891年借用“邱氏书院”办学时，强调“中体西用”，培养了陈千秋、梁启超等一批戊戌变法的主力军。梁启超在1898年2月25日发表的《论中国宣讲求法律之学》为中国首倡法律之学。［12］在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先生避难于香港。在广州居住期间，康有为住所最初的祖产为曾祖父康云衢所购买，称为“云衢书屋”，在永汉路即现中山路东山附近，因开路被毁，1913年康有为从日本回来，戊戌变法后被没收的财产无法原物归还，就用一处称为“回龙舍”的房子抵还，后康有为定居上海。回龙舍后修路被拆，该处为“回龙街”。［13］康有为有另一住处为芳村花地的“愚园”。

　　十、广州市中山图书馆

　　1927年旅居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古巴等地的华侨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集资兴建了广州市中山图书馆，选址于广府学宫后段，旁有曾为明清羊城八景的“番山云气”“孤兀禺山”。广州市中山图书馆于1933年落成，是由著名建筑师林克明设计。

图为1955年广州交通地图上的中心城区和广州市图书馆位置，藏于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阿瑞手绘于2019年4月23日，基于1907至1920年左右历史地图东山及沿江研究引索的历史信息。

　　澳门、香港有多处孙中山的纪念建筑，在广州信息柱上进行推介，可增加港澳自由行的旅游目的地内容。

图为澳门纪念馆介绍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的资料，拍摄于澳门国父纪念馆。

　　注释：

　　［1］曹思彬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的广州教育》，收录于《浩气长存——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史料》

　　［2］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广州创设时敏学堂公启

　　［3］光绪二十四年时敏学堂章程

　　［4］[美]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5］李长森：《近代澳门外报史稿》，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298页。

　　［6］陈泽林等编著：《香港第一》，中华书局，2012年，105页。

　　［7］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64页。

　　［8］李蓉：《中共五大轶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9］参见中共广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广州大革命时期回忆录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0］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郭昊羽撰写提供。

　　［11］广州市市政厅总务科编辑股：《广州市市政概要》1922年版，第45页。

　　［12］李贵连：《1902年中国法的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234页。

　　［13］庞莲：《康有为的家世和晚年生活》，收录于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三联出版社，2009年，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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