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幸之:追忆与马思聪在林间的散步——坪石先师文丛(34)
2020-07-29 上午 12:57   作者:许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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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传记文学》1991年第3期。

 

  以神童小提琴手而驰名中外的马思聪从法国回到中国,在上海举行第一次音乐会时,我便欣赏过他的首轮提琴演奏会了。那清晰动人而缭绕会堂的琴音,虽经常在我耳边回响,但我从末想过要认识他,和这位天才音乐家结交友谊。

  可能是因为抗日战争:把四面八方的学子团聚在一起的机缘吧,竟于1943年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所在地——管埠,粤北的一个深山野谷中不期而遇,从而结成了彼此不拘约束的良友,并在文艺思想与艺术爱好上也结下了深情厚谊。

  在木结构临时搭成的集体宿舍里,每天清晨,便会听到马思聪和他的夫人王慕理在饭厅里,在唯一的一架钢琴面前,风雨无阻地练琴。琴声悠扬悦耳,常常可以解除山灵幽谷中的寂寞。但若遇到夜不成眠时,也仅是扰人清梦而已。

  我的课业主要是指导选科生的室内作画和郊外写生,此外,也给爱好戏剧的同学排演话剧。课余之暇,有充分的时间读书和写作。因而读了不少世界名著,也写了若干首值得纪念的诗歌。

  管埠周围虽然被崇山峻岭所包围,但还有相对的平原和森林覆盖其间。此外,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直通坪石,每日有校船来往于管埠与坪石之间。坪石虽然只是有一条街的小镇,但由于中山大学校本部的驻地,远近联系着六、七个学院,故每逢假日,还是一个相当繁荣的、知识分子集中的乡镇。思聪在那里举行过音乐演奏会,我也在那里演出过《茶花女》。

  从管埠向南呈现一片美丽而肥沃的草原,向东则覆盖着一片原始松林,而在我和思聪的交往中,最最容易增长我们之间友情的,莫过于我们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野外或远郊散步,以及对大自然的疯狂的追逐。至今还能清楚记起,当我们第一次远去森林散步归来,就留下异常深刻的印象,并且在1943年1月24日的“日记”里留下这样一段文字记载:

  “黄昏时,思聪来邀我往罗家渡的松林去散步。果然,那地方真是优美。我们在森林中静静地散步,在草径上低声地谈话,静听着松涛的声浪,有如万籁之音。我们便尽兴地谈话:从诗歌、小说、绘画、音乐,一直谈到戏剧和电影,更进一步地谈到著名作家和他们的伟大作品。一直到夕阳落下西岭,我们才踏着被松针铺满了的山坡归来,回到宿舍,已经是天黑了,家家户户已经点起了油灯。”

1

图为夕阳松林。

  那是从管埠越过山岭,走向罗家渡去的一座无人居留的原始松林。当我们刚一爬上山坡时,就感到脚下的青苔异常润滑,再往上爬时,就听到溪水潺潺从脚边流过,再往上登高,就发现无数枯黄的松针,落在草径周围,像人造地毯似的铺满了坡路,使我们的步履感觉意外轻松。

  “啊!”我开始打破了沉寂,不禁感叹地说,“这是大自然给我们铺好的地毯吧?”

  “唔,”仿佛已道破思聪心里所想说的话,“是啊,大自然总是会给人类许多许多恩赐的。”

  当我们缓步爬上山顶时,就听到仿佛从天而降的交响乐,又像从海心卷来的悠悠浪潮,我禁不住从内心发出疑问:

  “咦,从那儿来的海浪啊?”两人再仰头细看,又不禁同声地喊出:“啊松涛!……松涛!”

  “哦!……”我很天真地问道,“这就是所谓的‘天籁之音’吧?”

  思聪则用音乐中的习惯术语回答道,“是啊,这就是‘大自然的音籁’。”

  “啊,”我说,“它使我联想起拉斐尔的《西斯底圣母》名画的背景中,那无数若隐若现的小天使在同声合唱呢。”

  “是,是,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他说,“它也使我联想起巴黎圣母院里的少年唱诗班,正在悠悠扬扬地齐声唱诗呢。”

  原来我们已经进入松林的山岭。山岭上呈现出一片平原,在密集的松林之间,蜿蜒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小径旁则流动着淙淙的溪水。那一棵棵苍劲的、修长的、耸入云霄的松树,就仿佛千万把巨伞似的遮盖着整个山顶。

  蔚蓝的天空愈是显得高远,白云就愈是显得临近树顶。沿途不见过路的行人,只听到黄鹂鸟在树枝间歌唱。荫深而茂密的松针,像织成一辆庞大的纱帐,笼罩着我们旅伴者的身影。于是我们自动地放慢了脚步,因而讲话的声音也自发地减轻了,领受那大自然为我们合奏的“迎宾曲”。

  在这样的诗、画和音乐相协奏的环境里,我们的话题自然就接触到艺术的每个领域,展开了无拘无束的谈论。这时我忽然联想起中国的山水画和描写森林的诗来。

  “走进这座森林,”我说,“就仿佛读到王维的画和诗那样: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此刻,我们就好像身临其境了。”

  “是啊,”他补充说,“也难怪苏东坡赞美王维的诗、画,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呢。”

  “在中国古典诗人中,你最喜欢谁的诗?”我问。

  “我最欣赏屈原的诗,他的《楚辞》充满了爱国忧民的情怀,和意大利诗人但丁有几分相似之处。他有伟大的胸怀和抱负,特别是他投身汨罗江的悲剧结局,非常感人。我很想把他的故事改编成歌剧呢。”

  “那很好么,”我继续问道,“你对其他古典诗人又如何看待呢?”

  “我也很欣赏李白和杜甫,”他又补充说,李白的诗豪放不羁、才华横溢,充满了浪漫主义情趣。杜甫的诗则深沉含蓄,真情流露,更体现了现实主义的胸怀。”

  “是的,我同意你对这两位大诗人的评价……可是从感情上讲,我更欣赏白居易的诗,尤其是他的《长恨歌》《琵琶行》之类的代表作,简直可以称得起唐诗中的绝唱了。也难怪他的诗在当时家喻户晓,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教场和歌伎们到处传唱的歌篇呢。”

  “此外,我也很欣赏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特别是他的‘无题’诗,情思奥妙,意境深沉,具有一种情意缠绵的伤感情调。”

  “在晚唐诗人中,我更喜欢杜牧的诗,尤其是他的‘绝句’,潇洒、自然、引人入胜,而富有魅力。他常常把数字引用到诗中来,不仅不使人感到粗俗,反而能增强他的诗的意境。”

  “提起晚唐的诗更不能不使人想起李后主的词,静寂、清幽、伤感情调,而又带着亡国恨的哀愁。”

  “是啊,他虽然是一个亡国之君,但却完全是一副诗人的心肠……在宋代帝王中,还出现过一个画家宋徽宗哩。”

  “喔,”他很感兴趣地问,“他的画可画得好吗?”

  “是,我看他并不宜于做皇帝,倒是一个很有才能的画家。”

  “那你看过他的画吗?”

  “看过,我在我们母校北京美术学校举行的一次唐、宋、元、眀、清的画展中,看到过他的亲笔画,面在一张团扇的扇面上。他画了一对栖息在树枝上交颈而眠的小鸟,半睁半闭的惺忪的睡眼,仿佛还在贪睡似的。朝阳似乎还没有升起,露水刚从竹叶上滴溜下来,仿佛小鸟也在贪图它们谈情说爱的温暖。让人看了感觉它们生活的甜蜜而可爱。”

  “很奇怪,”他感慨地说,“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也有不少多才多艺的君王。”

  “也正因为他们两个专心一意地把精力花在诗词、绘画上,不问朝政,把国家大事交给那些横行霸道、贪赃枉法,甚至卖国求荣的奸臣去执行,怎么能不变成‘亡国之君’呢?”

  在漫步中,发现了路旁有一块平整的大石块,我们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脚步,便坐在这块花岗石上稍事休息,谈话到此也暂时停顿下来,似乎正在酝酿着更广泛的交谈。乘此,我凝视了一下思聪的眼睛,在那充满智慧的棕黑色的眼珠里,我发现了另一座小小的森林,并发现一朵朵细微的白云,在压缩了的蓝色的天空飞过。我禁不住仰起头来看看天空,松针悠悠地在空中送起了浪涛,大自然似乎正在合奏着“森林之曲”。于是,我打破了沉默,进一步问道:

  “在西欧的许多诗人中,你最喜欢哪些人的诗?”

  “古典诗人太多谈起来话长,”他说,在近代诗人中我最喜欢德国的海涅和法国的波德莱尔。”

  “因为他们和李商隐、李煜(后主)有些相似之处是不是?”我用试探的口气问:“你大概很喜欢象征派或感伤派的诗吧?”

  “也不尽然,”他补充说,“我喜欢海涅的自由奔放,和他的幽默情趣。至于波德莱尔,我却是喜欢他的感伤情调和他的象征诗意。”

  “那么,你喜不喜欢英国诗人葛雷的诗?”

  “可惜我没有读过他的诗。”

  “啊,他的《墓畔哀歌》写得真好,那是感伤至极的、哀婉动人的挽歌。可以和德国象征派画家柏克林的《死之岛》相互媚媲美呢。”

  “诗,”我坦率地表示了我的看法。“仿佛多少要有点儿浪漫色彩和感伤情调才会感人似的……”

  “对了,”他立刻反应道,“无论哪种艺术,不管它是古典主义或是写实主义的,如果不带点儿浪漫色彩或感伤情趣,就变得枯涩无味了。”

  “嗯,我就不欣赏那种庸俗的、枯涩无味的自然主义的东西。可是,现在有些教条主义的批评家,一听到浪漫色彩和感伤情调,就如狼似虎地大加鞭挞。”

  “哼,”他带有一种嘲讽的口吻说,“也许他们就根本不懂得艺术中的浪漫色彩和感伤情调,往往是悲剧中的重要因素。”

  “是啊,幻想、激情、哀伤、怨恸、浪漫色彩、感伤情调,往往是构成悲剧的最具有魅力的东西。”

  “可是,大作家的作品就不受那些约束了,譬如像歌德、莎士比亚,他们同是古典主义的诗人,但他们一点儿也不受古典主义的约束。他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是的,是的。如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莎土比亚的《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名著,不都充满了浪漫气氛和感伤情趣吗?”

  “你说得很对。凡是大作家,在创作上总是爱自由创作,不愿意受任何约束,这在音乐上也是如此:如像莫扎特、贝多芬、肖邦、瓦格纳等,在他们的作品里都充满了热情、奔放,有时是悲怆、感伤;有时则向往自由,有时则决裂反抗。总之,没有任何框框束缚住他们的创作自由,这就是他们之所以产生伟大作品的缘故呢。”

  “对于音乐,”我声明我完全是个门外汉,“尤其对于贝多芬实在不大能理解,他的作品为什么总是以疾风骤雨、雷霆万钓的旅律来惊天动地呢?”

  他禁不住笑了一下说:“这要看他哪些作品,表现哪种题材才能说明问题:如描写革命、斗争、英雄人物,以第三《英雄》、第五《命运》、第六《田园》、第九《合唱》等著名的交响曲来说,他那种雄伟、热情、悲壮的气魄,确实会使人感到震惊。但他也有抒情的作品啊,如著名的《月光曲》那样,连月光下潺潺的流水,连草地里唧唧的虫声那么细微的音响也都被他描写出来了,那不是他抒情的优美的作品吗?”

2

图为《翠堤春晓》。

  “从我这个门外汉说来,我倒是非常欣赏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如《蓝色多增河》《春的声息》《森林的故事》等等。我看过一部名叫《翠堤春晓》的影片,把他的若干首圆舞曲和他的浪漫的恋爱故事,描写得十分轻松、愉快、节奏鲜明,而使人赏心悦目。”

  “是的,他的作品浅显易懂,一般人容易接受,但我在近代音乐家中更欣赏俄国的柴可夫斯基:他创作了《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等舞剧,《暴风雨》《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幻想曲,《奥尼金》《黑桃皇后》等歌刷,以及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协奏曲等,是一个多才多艺,注重内心刻画、旋律丰富而形象生动的作曲家。我也经常喜欢演奏他的作品。”

  “那么,欣赏音乐有没有一定的标准呢?我问。

  他说:“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全凭各人的感觉去体会,可是,对于我们学音乐的人说来,第一个最灵敏的感觉是耳朵,第二个感觉才是手。”

  “但对于我们学面的人说来,第一个感觉是跟睛,第二个感觉才是手。”

  这时,我们沉默了片刻,先后站起身来,在森林中缓步前进。金色的斜阳,把一棵棵松树的影子,投射在草坪和树干上,像织锦图案一样;增强了一种光影对照,以及金色与蓝色的色调对比,更使人感觉到森林的幽深和神秘。

3

图为油画《枫丹白露森林》

  “啊,”我禁不住惊叹了一声,“这里的森林真美啊!它能同巴黎郊外的枫丹白露森林相比吗?”

  “不。那里有森林,也有开阔地;有皇家别墅,也有平民居住的地方。你所熟悉的巴比仲画派的画家们,不都聚居在那里吗?这里全是一片森林,没有人烟,气氛不一样。”

  “你刚才提到巴比仲画派,使我立刻想起柯罗的森林风景画,他的画细腻、柔和,充满了诗意,那简直是妒火纯青、诗意葱茏的森林或湖畔的风景画。”

  “他画中的人物,仿佛也都像森林中的女神在活动。”

  “是啊,他的代表作为《林妖的舞蹈》《孟特枫登的回忆》等,简直就像梦一般的牧歌情调……他的每一幅风景画,都像是一首优美的出园诗。”

  “那你对于米勒的画又如何评价呢?

  “当然,米勒是一位伟大的农民画家。他对于农村生活和劳动的赞美,在西欧绘画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他的代表作为《晚钟》《拾穗者》《试步》《小鸟的喂饲》等,都是田园生活的赞歌,深刻而富于诗意的杰出的作品。”

  这一切言论与对话,都是我们对于巴比仲画派两位大师的同声赞美。我们在那种神往的、移情于诗与画的谈话中,不知不觉已经走到森林的尽头,慢慢地已经走下山坡。这时,被森林遮没了的视线豁然开朗,可以看到一片棕黄色的田野。经过一个冬季的考验,那些散落有致的村庄中,红色的树叶还没有脱落,还在那苍劲的、傲岸的树丛中飘动。于是,我们的交谈,被眼前焕然一新的景物,我们临时叫它做红叶村,中断了许久。

  “啊!豁然开朗,和刚才森林中的景色完全不同。”我惊叹道,“看,这里是一片红叶,我们不如就叫它做‘红叶村’吧。”

  “好吗,‘红叶村’这个名字也很美呀。”他用试探的口气问,“你恐怕要想画画了吧?”

  “是啊,”我连忙说,“假使此刻有画具的话,我马上就在这里写生了。”我随即反问道,“假如你此刻有小提琴呢?”

  “我也会在这里演奏它一曲呢。”他凝视了一下四周的风光问,“这里的风光像不像伦勃朗的风景画?”

  “不,不太像,我感觉这里更像印象派画家莫奈、毕沙罗、西斯莱,以及后期印象派梵高的风景画。”于是我又反问道,“你不是很喜欢伦勃朗的画?”

  “是,我很喜欢伦勃朗的画。”他补充说,我认为他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可以与贝多芬在音乐史上的地位相媲美。”

  “他确是从古代绘画过渡到近代绘画的桥梁。”

  “可以说他是近代绘画的先驱者吧。”

  “正如有些美术评论家所说,伦勃朗画的那幅《戴金盔的人》,头上戴的金盔,几乎可以听到金属的声音呢。”

  音乐家的耳朵是特别敏感的,一听到有响的事物,不觉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遍:“的确,伦勃朗画中的金盔,可以听到金属的声音呢。”

  作为一个音乐的爱好者,我很坦率地对他说:“最近一个时期,为了想补充一些有关声音方面的常识,连续读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以及《歌德与贝多芬》等名著。我不明白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完全以贝多岁为模特儿呢?还是糅合了另外一些音乐家的综合体?”

  “当然是以许多音乐家糅合在一起的综合人物,主要是描写一个以个人奋斗来反抗社会,终于不能容忍于宗法社会的音乐家的悲剧下场。”

  “那么,他在《歌德与贝多芬》中,为什么把贝多芬褒扬为天才和智慧的超人,而把歌德贬低成庸俗的凡夫俗子呢?难道真是这样的吗?”

  “事实并非如此”,他说,“歌德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贝多芬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几乎相等的。何况,他们的友谊很深,贝多芬还给歌德的《哀格蒙特》悲剧作过曲。正如莎士比亚是英国人的骄傲一样,歌德与贝多芬同样是德国人的宠儿。”

  “罗曼·罗兰从来是以严格掌握史料而著名,”我说,“如何在这部传记文学里,竟把贝多芬与歌德褒贬到如此地步呢?”

  “我看这也许出于他个人的一种偏爱,譬如他写的《米开朗琪罗传》《米勒传》《托尔斯泰传》等,特别喜欢强调他们的天才、奋斗、蔑视一切和个人英雄主义等等光辉历程,而把曾经当过魏玛公爵枢密顾问的歌德则妄加菲薄,这是不公平的偏见。”

  “他在《米开朗琪罗传》中更是如此,他偏爱受苦、受难、受教皇压迫的米开朗琪罗,而对被上层人物和大公们重用的达·芬奇则往往用隐讳其辞加以讽刺,殊不公允。”

  “但是,罗曼·罗兰在运用史料上还是刻苦的。”

  “他的传记文学确实写得生动而饶有风趣。”

  我们的谈话到此仿佛告一段落,彼此都静默无声了。绕过几处村落,到了一座古朴而幽美的林泉。这里好像人工砌成的花园似的,蜿蜒在人行道上。苍老的古柏密集成林:下面是一片清澄的泉水池,反映出墨绿色的林荫,和树顶上的夕照的残影。流泉穿过道,从自然铺成的石缝间流过,发出淙淙之声。一簇簇黄色的雏菊,点缀在多种姿态的石缝中间,如同插花的少女,在那儿相对含笑,沉默不语。思聪和我都陶醉在林泉下,在一块花岗石上坐下休息。我们用手抚弄脚下的流泉,就仿佛抚弄古筝一样,在手掌下弹奏着铮铮的弦音。我们又用手抚摸着身边的雏菊,黄花似纯真的处女,对我们展示着羞怯的微笑。这时,我们两人都沉默着,不发一言一语,如同村姑们闻到野菜花香,不背马上离开一样,我们完全被那优雅、宁諍有如梦乡一般的景色所吸引,大家都不愿意匆匆离去。

  “我们应该走了吧?”我只内心在想,但不敢催促他。

  “我们下一次再来。”我想他内心也在这么想,但行动仍旧流连忘返。

  当红色的残阳从树梢上隐退之后,我们才起身走下山坡,迎面便出现一群突兀的高山,像屏障似的阻断了我们的视线,这就是唐代诗人曾经流放过,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罗家渡的渡口。在披挂着深蓝色的阴影,和残留着绯红色的夕阳的两山之间,蜿蜒着一条丝带似的蔚蓝色的“斌河’,就像一幅构图完美的风景画。于是,我们就在这人烟稀少的古代渡口停步了。

4

图为罗家渡。

  我乘机讲述了以下一段故事:“据说,这是诗人韩愈曾经流沛过的地方。就在这个走投无路的罗家渡渡口,诗人大哭了一场,因此在那里留下一个‘韩公潭’,传说是由韩愈的凝聚而成的古潭,你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不妨去凭吊一番。”

  “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走回去还有一段路程,”他还游兴未尽地说,“等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来吧。”

  于是,我们不约而同走向归途。在归途中,侬旧通过那座古柏和松林,可松林已普照着红色的光芒。夕阳从无数的松叶中穿透过来,像无数枝金箭刺射着我们的眼睛。归途中,我们又略略谈起几位湖畔诗人与田园画家,都对他们湖畔生涯与田园生活,以及他们牧歌般的诗与画表示无限的憧憬。

  当我们重走出森林、走下山坡、走向归途时,夕阳已完全落下山谷。西方的天际正燃烧着一片红色的火烙,出谷之间正弥漫着浓重的暮霭,回到师院宿舍时,家家户户的窗棂上,都已点起了微弱的星星灯火,一切都沉睡在夜色苍茫中,等待着满天星斗的月夜来临。遗憾的是因日寇打通粤汉线,逼使我们也不得不从此离散了。

  尾声

  虽然此情此景已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但和马思聪这一次美妙的森林之旅,这次相互交流诗歌、音乐、绘画思想的散步,却经常在我脑海中激荡起回忆的波澜,并在多年艰苦的教学与艺术生涯中留下难忘的印象。

 

1990年6月18日于北京

 

 

    人物简介:

  马思聪,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广东汕尾海丰人。1931年,他从法国学成归来,1937年从南京中央大学辞职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并创作《思乡曲》。1938年10月马思聪转赴香港。1939年秋,中山大学成立师范学院, 再聘马思聪前往任教。1940年, 中山大学迁往广东粤北坪石,他辞去中山大学职务,前往重庆组织中华交响乐团。1940年10月,中山大学从云南徽江迁回广东坪石, 至1945年月再迁东江、连县,其在坪石的这段时间是他音乐创作的一个重要节点。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成立,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1967年被迫出走转赴美国。1987年三月八日心脏病发作,因手术无效,于五月二十日在美国费城病逝。

  许幸之,中国电影导演,画家、美术评论家、作家。原籍安徽歙县,生于江苏扬州。擅油画,粉画、美术史。1919年考入上海美专学习西画,1924年赴日留学。曾任中华艺大西洋画科主任。组织“时代美术社”,被推选为左联“美联”主席。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提出以新兴美术运动支持新兴阶级的革命运动的主张。抗战期间,他到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所在地韶关坪石任教。1950年,许幸之调到北京工作,担任文化部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编导。1953年出任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副厂长,1954年,调入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工作,改革开放之后创作了大量画作,并撰写了一批回忆文章和介绍外国美术名家的论文。1991年12月11日,许幸之先生在北京病逝,终年87岁。

 

    (注:以上图片来源自网络,由南粤古驿道网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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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剑波 吴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