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工作·生活在南战场的边缘 ——记广东省立文理学院
2020-05-10 下午 08:05   作者:汤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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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1940年代的《青年月刊》十卷四期《青年动态》栏目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这名字,於远省的朋友们听来,许是相当生疏吧!因为是抗战以来,它是一所三易招牌,五度播迁的学院。——原为勷勤大学教育学院,廿七年秋独立为广东省立教育学院,廿八年秋改今名。最近又有与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合并独立之说。廿六年秋由广州西迁桂属梧州,廿七年迁入腾县,继迁融县,廿八年秋迁回粤北乳源,冬因粤北战局影响,再迁连县今址。——在苦难时代中,流离转徙,然而顽强的生活着,这正是它和全国同胞所共有的命运。笔者於学院是个客串者,适逢其会,躬与最近一次的“搬家”;因此,在这篇报告的短文中,所要介绍的,只是最近一次迁院以来,半年间的学院概况和同学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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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省立文理学院在抗战时期的迁徙路线示意图。(该图由广州市岭南建筑研究中心绘制)

  搬家、逃亡、流浪,这於东北、东南和中原各省的在学朋友们,都是尝遍的味儿,笔者在这里还是津津的详道迁院的故事,实在有点多余。然而迁院毕竟是学校生活中最难忘的一幕,因此,不能不简略的一提。

  是去年民族复兴节那晚吧,韶连路上,运输车突然叫个不休,接着几个白天和黑夜。车轮卷起了尘埃,也带来了紧张的稍息。於是,院长到曲江去,第二天大清早便赶回来,宣布迁院:即时准备,最迟三天内出发,同学的行李能随身带多少便算多少;徒步西往连县。——这是省主席的命令。

  於是,院长、主任们、教授们、职员们和同学们,在极度紧张的空气中,为公物与私物的处置而忙个不休。看看从七十里外的战时省会曲江,掠过学院所在地,西驶到连县去的运输车,那样往来奔驰,挑担负荷的逃难者也在公路上出现了,像一群出穴的蚂蚁。战局是更加紧张了!我们紧急集合在会食室中,开会、编队、选举负责人、找挑夫,……。好容易在一年最终的那天早上,才怅然走出那座站在河边巍然屹立的碉楼——我们的岗位,朝着那条蜿蜒山腰,像不知去处的公路前边。当公路掠过乳源县城的北门外时,从城门那边走来一位西装革履,戴着黑呢帽的中年人,宝蓝的篾绒,黑亮的皮鞋,在晚冬的朝阳下发着亮光;一把扁担沉甸甸的压在他的肩上,两件油布包扎的行李,那么东摇西摆地走着。这从所未见的挑担者,引起我好奇的注视。

  “陈先生!自己挑东西吗?太辛苦了!”博地系的同学和他打招呼。

  “不算什么!找不到挑夫呢!同学们都来了吗?”苍白的脸上,装出点很不自然的笑容来。

  我悄悄地问走在我左边的某君,知道那位挑行李的先生是博地系的教授,留德的生物学博士。奇异的感觉使我想起:假如丰子恺先生也在这里,那么,这又是“战时一景”的好题材哩!

  好奇心唤起我对於逃难群的注意。不用说,同学们都是自掮行李的。女同学们的英姿,那么不调和的装束与负荷,真要叫人发笑。更令人忍俊不得的,是几位附中同学,用木板作成小车,运载许多不忍拾弃的书籍,然而闭门造车,出门不能合辙。崎岖不平的公路,虽前拉后推,出了满身大汗,仍像是老牛推磨般在公路上远远的挨着前进。路旁稀疏的树荫下,横三竖四,老的、少的,解下背上小包袱作枕头,双脚一伸,便吁吁的入了黑甜乡,让晚冬的夕阳,抚摸着疲乏的身躯。一幅用血和泪,悲哀与愤恨所描成的乱离景象,深深的刻入我们记忆的深处。

  在紧急的迁院途中,我们曾睡在牛栏里、猪栅边;在漆黑夜里,冒着凄厉的北风,蹲在广场上,用漱口盅盛着烧焦的饭菜朝口里送;曾经取着竞赛的方式爬过粤西北唯一高峰的秤架山。当我们抵达现址东陂时,两座无人的野寺,给予这逃亡的青年群以温暖的庇护。

  住在香林寺里不多时,粤北大捷的消息使同学们的心情大为兴奋。接着大家忙于写信通知亲友,又利用闲空作农村经济的调查和宣传工作。二月初,在离古寺约四里多路的东陂镇上,借到一座楼房,学院的图书、仪器以及其他公物已大致运齐,於是,我们又复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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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位于如今清远连州东陂的陈氏宗祠,为省立文理学院办学旧址。

  天空飘过了晚冬的雪花,便下着霏霏的细雨,春到人间了。早上吃过白粥,夹起笔记薄和讲义,跑出“山门”,踱着被牛毛雨淋得泥滑了的石径,三三两两的望镇上走去。一位乡下人,或者一位久居城市的人,当他初次看到这参差的行列时,必然会同样感到莫名其妙的。自然,这又是丰子恺先生的好题材:竹笠下,有的是棉大衣,灰斜长衫,蓝布长衫,还有灰色中山装或“中国气派”的短衣服。脚上,有草鞋也有木头拖鞋:这就是战时大学生的生活之一啊!

  又过了一个多月,西塘村侧的旷地上,盖起了四座课室了。每座两间开,衫皮座顶,竹笪为墙,一派山林气,其幽雅处颇堪入画。课室前的“五福公所”——一座崭新的祠堂,作为院本部办公的地点。於是,我们又从镇上搬回西塘村来上课了。小孩子牵着妈妈的衣角,老太婆扶着孙女的肩膊,看着课室的窗口或倚着门槛,既惊奇又羡慕的眼光,扫射坐在里面上课的男女同学。在抗战的影响下,大学教育移植到乡村,把大学打开了。然而,文化程度底落的乡村民众,有谁能接受这高贵的赐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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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黄尚书祠”内部,最大的教学空间。

  披荆斩棘,和教室同时动工的,在香林寺右侧的草坪上,四座营房似的宿舍落成了。一样是杉木皮铺成的屋顶,竹笪圈成的墙,每座又隔开为五间房子,男同学们从香林寺的楼上搬入新宿舍去。每房有四张架子床,每人一张小书桌,八个人在昏黄的茶油灯下,做着各自的功课。用功的同学,担心着近视度的加深,没处换配眼镜。然而,这样的担心是徒然的!没有谁能轻易让爽静的晚上,悄悄的逝过!

  作为同学们饭后或寝前的谈资的,一般是国际动态,抗战情形,中央与地方政治的新措施,本战区的战讯。此外,自然还有院方的消息,女同学们的“工作与恋爱”讨论会等,庄谐杂陈。因为每座宿舍里各房的间隔,只是一堵半截的竹笪,在寝前一连三四间房子的同学总是可以参加“卧谈”的。

  “屋漏偏逢连宵雨”,这是使人相当苦恼的事。夏天,时代的风暴卷来了怒雨,住在上床的同学,那是最感麻烦的。午后梦回,我们常常给雨声惊醒,那不是“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清脆之音,而是籁籁的像火线上送来的一串机关枪声。伤感的诗人,也许会憧憬着雨打芭蕉的凄美,或吟咏着“留得残荷听雨声”的诗句。热血沸腾的男女的遐思,使为祖国而流浪的人们“辗转反侧”了。

  记得一天的下午,黑云密密麻的布满了天际,谁都预料到那是暴风雨将到的征兆。当我们在那座图书馆与会食室暂时分用的香林寺内用晚饭时,寺门外雨株衰老的榕树也起了怒号,辞枝的落叶随风作蝴蝶飞,几道闪电割破了黑沉沉的空际,狂雨便从天上倒下来。我们胡乱地把饭朝口里送,大家真有点担心着整个的宇宙会爆炸起来。

  “不得了呀,宿舍给风卷去屋顶了!”当风渐定,雨稍刹时,不知谁再寺门口大声的叫喊起来。

  “糟糕了!衣被定给淋湿了,晚上没地方睡啊!”

  “视察灾区去!……!”

  “视察灾区去!……!”

  浮动的嘈杂声中起着应和。

  “吃饭”在大学生中,一向是不成其为问题的。然而在抗战将满三周年以至于开始了第四年以后的现在,准学士们的“吃饭问题”却一天天的严重起来了。记得初来东陂时,六块钱一月的膳食,一粥两饭,八个人蹲在草坪上同共享受一碟上面有几块肉类的菜,狼吞虎咽,勉强尚可塞满肚皮。往后,米价飞涨了,肉类也跟着涨价了,膳费由每月六元增至七元,由七元再增至八元。初时每人每日平均可分到二分重的肉类(包括炒菜的猪脂肪在内),这数目实在是小得颇可以的!可是近来连二分重猪肉或牛肉也不可得二有之,八个人所享受的,是三小碟“清炖素菜”。自然,趁着旧历五月十日的墟期,同学们许会买点猪肉或牛肉弄来吃吃;不过,这毕竟是少数!

  东陂,这拥有十三万亩稻田和六万人口左右的地区,一年的收获,原足供两年以上的食粮,可是今年早稻将熟时,一连下着半个多月的淫雨,有时还夹着暴风,金黄的谷穗,像负伤的战士般倒下田里去;老农抬起了吐出一寸多长的幼芽的谷粒,长长的叹着气。孟老夫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老天有意折磨大时代的青年,“吃饭问题”我们再也不敢去想像了。

  大概是五月中旬吧,教育部视察张北海先生,参观我们会食,看看一碟子“山水炖豆腐”,他满口赞许,说比西北大学等校都要好。听了张视察这话,同学们的脸上,泛起一丝苦笑!

  对于运动,同学们一般是很注意的。排球、篮球、游泳等不必说,籍着体育专修科的设备,以及指导人员的方便,环境就叫人必得锻炼成一个健全的身体。单杠、双杠、双环等,这些强身的器械运动和太极拳,都是随意所适,在清晨或下午加紧训练的。

  当举行学业竞试的部令到院时,教务处筹备着初选的事,同时体育专修科亦筹备一次相当规模的体育表演。据教务主任所宣布的理由是:机会均等,各现身手。因为文史、教育、理化、生物四系的同学有学业竞试的机会可以自我表现,体育表演也就给予体专同学以表现身手的机会。

  五月二十六日早上,体育场门外,一幅美丽的富有吸引性的广告图,吸引着无数的农友们,不论是年少的或年青的,男的和女的,实在是千人空巷,各抱着一个新奇的希望到体育场来。表演的节目,有丹麦式的律动体操,木马的基本动作,单杠基本动作,跳箱、垫上运动、吊环、双杠、联合器械运动、接力赛跑等。垫上运动愈演愈奇,愈奇愈险,博得观众最多掌声,一位老农捊着稀疏的胡子对一位老太婆说:“奇怪呢,想不到读书人比做马戏的本领还大!”

  体育表演最终的节目,是体专一年级对二年级的接力赛跑,及教授与表演者的拔河比赛。十位百战疲兵的体专同学,终于敌不过十二位老气横秋的院长和教授们。这到底是对于长者的谦让呢,还是老当益壮使然?在一阵热烈的笑声和掌声中,没有人去寻问究竟。

  谈起救国工作,这里也有着一般的热烈。我们曾冒着初春的斜风细雨到七十里外的星子作兵役宣传,访问志愿兵,慰问出征军人家属;也曾在赤日当空的炎夏,到各乡巡回演剧,召开保甲长会议,招待出征军人家属。不过,这些都是奉令而行的公事。至于我们自发的工作:每逢假日或各乡墟期,我们经常的二十里内的乡村宣传。调查、访问、街头剧、漫画、壁报……这些宣传方法都是被采用的。在东陂镇,通俗壁报按期出版,重庆圩上每逢纪念日或墟期,歌咏队配合着讲演的人员在演讲台上出现了。

  暑假前,我们会邀请全区乡、保、甲长茗叙,我们都很诚恳的代表着乡民提出困难与要求,我们自然很真挚的估量自己的力量,给予满意的答复。比如他们需要通俗读物,於是“东陂民众”便油印编出了。暑假中,早稻成熟,留院的男女同学便到田间去,帮出征军人家属割稻或打谷。这种热诚的帮忙,给予他们以很大的鼓励和安慰。同时,人力的帮助,也就减轻抗属许多经济上的担负。他们雇用湖南散工,每天每人要三块钱和三餐饭菜的报酬;我们呢,自然吃自家的饭替他们做工。因为初次下田,同学们割伤了手或脚是常有的事。这里还有更大的收获,那就是少爷小姐们革变了不愿亲近土气息和泥滋味的传统习惯,转移了乡下人历来对于读书人的看法,提高他们对于出征者的崇敬之心!

  民众教育方面,办有西塘村成人班,江夏村成人班,妇女班和儿童班。仅仅受过两三周的训练,乡村姑娘和儿童,在国民月会时,便能跑上讲台,对近千的群众大谈其救国的道理!

  在苦难的时代中,流离转徙,然而刻苦的学习,热烈的工作,顽强的生活着;教育自己,同时也教育了大众;这就是我们的共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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