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信息库（3）：寻找“新青年”

2019-05-15 下午 02:30 作者：阿瑞

国家公园1

　　广州市越秀区广福巷1－3号民居是颇有创新精神的历史建筑，其建筑特点是转角处的转角窗的处理，该民居是建筑师余清江（1893－1980年）设计的。余清江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台山县工务局工作，是广州市政厅合署办公竞赛二等奖获得者、以及旧中山大学体育馆的设计者，他参与设计的华南理工大学现在还在使用中。余先生于1932年与关以舟联合开业。[1]

图为广福巷1－3号民居。

　　转入广大二巷，8号民居是具有一定历史的西式建筑节点的经典样式；往前走，一栋黄色的多层历史建筑在左面，门牌号码是广大路广大二巷4号，走近一看，门口挂着“泊雅居”的木质牌匾，心想是茶室吧。再看右面墙上的匾牌，不得了！

图为广大二巷8号民居。

图为广大路广大二巷4号历史建筑。

图为广大路广大二巷25号民居。

　　那是2015年挂牌的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牌上写着：“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广东区委召开紧急会议，吴毅任广州市委书记”。“广州起义”之前，张太雷在此居住过，并筹备各种起义的工作。壮着胆，本人还是走进大堂询问，这里现在是一间旅社，价格一百多一晚。走出来，看到旁边的快递中转站大清早已经忙碌开了。

　　几年前有媒体报道4号才是广州机关真正旧址，6号黄色历史建筑是一般建筑，活化利用为精品旅店，牌子挂此是因4号建筑没地方挂，就挂在6号建筑外墙上。

图为2015年挂牌的“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牌匾。

　　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献身，参与筹划的邓发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对他的表弟说：“革命者是不怕失败的，孙中山先生能够经过十余次失败才得到最后的一次成功，为什么我们不能学他那样坚忍的性格呢？”[2] 邓发回到家乡，又从云浮到香港，继续在香港从事工人运动，1928年为香港市委书记，1930年在香港结婚，1930年9月离开，1946年4月8日飞机失事遇难。1921年，他从广州到香港，后来组织了省港大罢工。他们离开人间时，都还是那么年轻！

图为广州市邮政局退休干部活动中心。

　　拐入壬癸坊，进入昌兴街，今晨寻找的“新青年”目标之一是昌兴路28号。在1923年的历史地图中可以看见，与永汉路平行的就是昌兴路，《新青年》等中共主导的刊物在广州的社址就在那里。《向导》是中共中央早期创刊于1922年，经营时间最长、发表文章超过上千篇的刊物，该社在1923年4月移至广州昌兴街28号。

　　1923年，自第21期起，《向导》从上海、北京迁至广州昌兴街28号。《向导》第26期在1923年5月23日刊出“新青年社”启事：“本社总发行所现已迁移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八号楼上。”[3] 1926年8月15日，欢迎订阅启事预约处：广州财政厅前国光书店向导周报社。广州的国光书店负责人是黄国梁，广东五华人，就读于广东甲工。他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广东区委的财务管理工作；后委派在财厅前永汉北路经营国光书店，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均有过交往；于1927年被害。

　　创造社出版社广州分社在昌兴街42号二楼成立，出版进步刊物的香港受匡出版社也设立于此街。

图为昌兴街24号。

图为昌兴街28号。

　　一路徘徊，昌兴街35号是“牙医诊所”，39号是“兰州拉面”，街边有早起的“老青年”在聊天，49号服务岗旁的墙上宣传栏写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寻找需要“静”！24号是酸菜鱼兼营煲仔饭，12元至16元不等。蓦然回首，在“唯美”招牌和经典的红、白、蓝色理发转筒之间，有“昌兴街28号”，终于找到“新青年”。

图为街口信息牌。

　　走出街口，北京路文化旅游区的信息牌美观，上书“仍保留新青年社旧址。”横过马路，可见财政厅大楼，隔着铁栏杆，伸长脖子往里瞧，远眺白色的牌匾，好不容易读到：“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驱曾在大楼工作、演讲，广东省政府于1925年驻此楼。数年前，发现地基下沉，部分梁板断裂，经文物部门批准，决定大修。2004年”。阶梯上清洁工人在清洗，广场上“老青年”在此相约聚会，晨光撒在他们身上显得年轻朝气。

　　“新青年”已经成为“老青年”，或者已经作古多年，但100年后的今天，“新青年”的思想不朽。

图为财政厅大楼牌匾。

图为财政厅前广场。

　　从北京路拐入中山四路，进入文德路，细看十三中的红色浮雕，写着“1902年”。当时理解不了，回家后一查，得知学校前身——“教忠学堂”成立于1902年，1902年朱执信入学于此，毕业于此校，1904年在日本成为孙中山同盟会的会员，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之一，于1920年被害。

图为十三中的红色浮雕。

　　跨过马路，走上万木草堂的后门，当年承诺的“面对中山路的商业楼需要架空，让行人从人行道可以看到万木草堂的青砖墙”，现在已经被连锁店塞满了。

　　万木草堂门口的感谢状倒是满满的，“中心”“基地”“陈列馆”“纪念馆”目不暇接，好像早年家里三好学生奖状贴得满墙都是似的。康有为、梁启超当然想不出这些头衔，南海先生设立书院，1891年，梁启超19岁，徇梁启超先生陈通甫之请也。[4]

图为万木草堂前的商业楼。

图为万木草堂。

图为万木草堂林林总总的牌。

　　进入文明路，寻找“新青年”议盟之地南园的抗风轩，前几天倪俊明同志的文章《孙中山参观广东省立图书馆》刊于南粤古驿道网，是难得的考据。

图为原南园所在地聚仁坊路牌（上世纪三十年代改“聚贤”为“聚仁”）。

图为万寿宫旧照片。

图为1907年的信息引索。

图为外销画中的五仙码头。

图为1923年历史地图的信息引索。

图为清水濠街入口。

　　此处与香港、澳门的孙中山足迹最为密切。1895年，孙中山与多名博济医院、香港西医书院同学，包括尤列、陈少白等，和香港“辅仁文社”的杨衢云等众友，在香港士丹顿街13号“乾亨行”和广州双门底“圣教书院”组织“农学会”，实际就是“兴中会”，为谋划起义。

　　查1923年地图可以寻找到“三忠祠”和“图书馆”的位置，还有万寿宫的旧址。可以看到，在1907年的地图上，跨越水系的青云桥，由此判断当年广雅书局有两座桥跨越水面。

图为中山图书馆门前的“革命广场”。

　　上午9时，鲁迅博物馆开门了，这是今早最后一站寻找“新青年”，“红的文学”展览有全套的《新青年》和南粤从《新青年》读者成为“左联”作者的原版书籍。远见钟楼，想起阮啸仙组织的“新学生社”在广东大学礼堂演出，阮啸仙担任主角演出话剧宣传革命，还邀请廖仲恺、周恩来在此发表演讲。[5]

　　从1921年4月1日第8卷6号至1926年7月25日季刊第5号，在广州共出版了16号《新青年》。其中，陈独秀、瞿秋白仍然发挥主力军作用，他们所写的文章最多。在《新青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文章逐步增多，几乎每期至少有一篇，如：第8卷的第6号《社会主义与中国》，第9卷的第1号《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第2号《共产主义历史的变迁》《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第3号《社会主义批评》、第4号《马克思底共产主义》、第5号《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第6号《马克思主义学说》。从1923年6月15日起，《新青年》改为季刊出版，刊头语为“新青年的新宣言”，国际歌在此期发表。之后，《新青年》停刊将近一年。季刊中有瞿秋白的《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此时，《新青年》依然至少有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如：第2号有《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号有《马克思辩证法底几个规律》；从第4期开始，更多地介绍列宁，如《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的解决》，并开始有广东政府和国民革命的文章。1925年4月22日，《新青年》开始复刊，又改为依号记。第1号仍然是列宁的理论和介绍；第2号出现了瞿秋白的文章《孙中山与中国国民运动》；第3号有瞿秋白的文章《国民会议和五卅运动》；第4号有瞿秋白的文章《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第5号已是最后一期，出版于1926年7月25日，有陈独秀的文章《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后几期《新青年》与孙中山、国民运动和中国革命结合起来了。[6]

　　展览的所在地就是原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大学，后来改为中山大学的旧址。这些上世纪20年代的进步学生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后来他们受影响启迪，投身革命，有的成为“左联”的作者。前面提到的广州市委书记吴毅，于1924年进校，在此处学习《新青年》等进步刊物；1927年6月，他参加革命活动，被校长戴季陶开除学籍，并于1928年遇害。毕磊在1922年进校，从事革命活动，于1927年4月23日被害。陈铁军在1924年入校，于1928年成为刑场上的婚礼的新娘被害。陈铁军的女校友和战友区夏民，在1926年入校，于1928年底被害。还有两位《新青年》的读者洪灵菲、戴平万在1922年入校，1926年毕业，两位中山大学毕业生成为“左联”12名发起人之一，于1934年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