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条大路通罗马(上篇)
2018-07-08 下午 01:41   作者: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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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750年希腊人开始统治意大利南部,公元前509年罗马成为共和国,此后古罗马帝国通过建立罗马通往欧洲乃至中东、非洲的罗马古道,建立了城市、城堡,在行政上设立由罗马控制的行省,欧洲的城市体系初步形成。在古希腊文明其后罗马帝国兴起,公元前6世纪罗马才是台伯河旁的小村庄,公元264年罗马已经控制了整个意大利,挑战地中海各邻国。[1]制定法律治理国家、工程技术的迅猛发展,罗马这座城市成为古罗马帝国时期的独一无二的象征统治权的城市。当基督教开始在欧洲传播,罗马教廷建立于罗马,这里又成为世界基督教徒的宗教中心。

 

       一、古罗马的管理制度

       古罗马时期的史学家波利比阿(Polybius, 公元前204-前122年)在其主要著作《通史》中试图回答这样的命题:“通过什么方式和在什么政治制度之下,罗马人在不到五十年之内,将几乎全部人类世界置于其统一管辖之下?”[2]罗马皇帝查士丁大帝(Emperor Justinian)在六世纪统治罗马帝国时期组织制订的《查士尼法典》(Justinian Code)被世人公认为最完整的罗马法典,对欧洲社会的影响深远。

       公元前753年罗穆路斯成为罗马的国王,这一年被认为罗马建国之始。“罗马建国后,作为第一代国王,罗穆路斯并没有独揽大权,他把国政分成三个机构,分别是国王、元老院和市民大会,并由这三方共同治理罗马。”[3]罗马首位执政官出现在公元前509年,每年都有两人同时担任,并在次年由其他人接任,公元前494年设立护民官,公元前451年统一了法律体系。[4]尤其是在奥古斯-屋大维统治时期,建立了共和的地方长官制,其制度有较高的适应性,能够保持地方统治的持久。城市成为地方的行政核心单位,城市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地方政治制度。罗马法逐渐宽松并且适应不同地区和种类的需求,具有普世人类行为规范的法学体系已经成熟。古罗马的帝国范围辽阔,在意大利之外的地区主要通过皇帝和元老会通过对行省的省长任命控制统治的疆域,担任行省的总督需要担任执行官和法务官的经历,而执务官和法政官必须为议员,所以总督原则是元老院的议员。

 

       二、军事要塞和行省的建立

       防御体系形成了欧洲城市区域体系基础,罗马帝国在奥古斯都(Augustus)推行君主制,但希腊文化的两个优秀品质仍得到传承:公民政治责任和市政自治。“罗马皇帝维护市政自治的延续,不断建立新城市,这点很像希腊化的先驱。城市仍然是文化、经济活动中心。他们把文明传播到广大的区域,促进繁荣,并通过改变当地的语言把其改变成了希腊人和罗马人,同时也把他们变成习惯于市政自治的公民。”[5]在高卢地区,退伍军人聚集成为新城市,意大利建立城池400多座,在政治层面上,将城市分为自治城市(municipia)、殖民城市(coloniae)和自由城市(civitate)。[6]

       古罗马武力征战欧洲各地,在帝国的边境建立了众多军事要塞,军事防御布局体系影响到欧洲城市今天的城镇体系。这一系列的希腊化的殖民城市和军事防御要塞,在当时是疆土的边界,王室招募上层社会阶层的人士为官员,安置退伍士兵,建立休息场所、剧院、图书馆和公共浴室,各类聚居点奠定了欧洲城市的分布基础体系;从当今欧洲城市网络体系中城市经济和人口分布来看,在中世纪及其后来的发展,是以希腊化影响和以罗马军事工事为基础建立的聚居点,如果这些聚居点能够处于中世纪的贸易路线,处于贸易体系和线路中的节点,地处沿海岸带并港口作用发挥正常作用的城市,就能继续保持生命力,继续生存并充满生机,能够延续古希腊海上贸易的开拓精神,成就了城市的繁荣。而缺乏商业贸易和产业支撑且偏离贸易和交通路线的聚居点则迅速衰落。

       在军事优势的驱动下,罗马帝国不断征战,扩大统治范围,在图拉真在位时期(公元117年)扩大至590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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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罗马斗兽场旁的标示牌显示的是公元98-117年罗马帝国的版图。

       哈里良(Hadrian)是公元117至138年的罗马皇帝,在他统治时期于公元122-125年时期建设了哈里良长城。长城长120公里,厚度约2.3米至2.9米,高约4.6米,约一英里建于塔楼,称为“里堡”(Mile castle),共有16座堡垒供巡逻士兵休息住宿。在不列颠岛上修筑防御工事,是为了防止外敌入侵罗马帝国。“经过多次危险的大战后,他(罗马帝国皇帝塞维鲁,公元2世纪)认为应当将他从尚未征服的国家收回的部分岛屿分隔开来,而所用的不是有些人想象的城墙,而是堡垒。城墙由石块建造,而壁垒是用土壤建起类似城墙的土堆,前面挖空的土壤形成壕沟,上方有粗壮的木桩,这样的壁垒用于加固军营抵御敌军侵扰。”[7]上日耳曼-雷蒂安边墙(Upper German-Raetian Limes)修建于公元83年到260年,从莱茵河的波恩至多瑙河的雷根斯堡,总长568公里,,建有许多堡垒和塔楼。这一系列边墙延伸在多瑙河、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土地上,守护着古罗马的区域文明。“德国最早的城市就起源于这片古罗马的文化边陲,如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美因茨(Mainz)、科隆(Cologne, Koln)、奥格斯堡(Augsburg)、雷根斯堡(Regensburg)以及维也纳,而这些城市还都由罗马所建道路连接在一起。”[8]罗马帝国防线(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约5000公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德国境内约550公里,处于多瑙河东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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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哈良德长城的堡垒遗址、德国上日耳曼-雷蒂安边墙始建于公元90年,后来重建的Saalburg罗马哨所入口,位于黑森州巴特洪堡市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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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哈里良长城和安东尼长城的位置图。

       19世纪英国开始对哈里良长城进行考古,这两段城墙和苏格兰的安东尼城墙(Antonine wall)共同构成罗马帝国的边界(Frontiers of the Rome Empire),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在城墙一侧开辟了135公里长的一条游览步行径,连接着埃布里亚郡(Cumbria)西北部的小镇Bowness-on –Solway和泰恩-威尔郡(Tyne and Wear)的北泰恩赛德(North Tyneside)区的沃尔森德(wallsend),为英国国家游径(Hadrian‘s Wall Path)。1965年建立的共268英里的奔宁步径(Pennine Way)是第一条徒步游径。英国徒步游径系统的标志使用古罗马建筑装饰常用的图形“橡子 ”(Acorn)造型,在凯尔特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艺术图形中出现,这里象征着古罗马的历史与遗产关系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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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徒步游径的标志使用橡子的造型和纪念徽章。

 

       三、罗马的建造技术

       罗马马克森提乌斯和君士坦丁巴西利卡(Basilica of Maxentius)遗址仍然可以令人惊叹其雄伟的大跨度拱的建筑造型,屋顶与厚实的墙体完整形成共同受力的科学支撑体系,其始建于公元308年至公元312年,经历了马克森提乌斯和君士坦丁两位罗马皇帝而命名之。这种巴西利卡式建筑是古罗马典型的公共建筑,是法庭、议会等开会的市政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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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罗马马克森提乌斯和君士坦丁巴西利卡遗址。

       剧院作为公共建筑始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当时以露天剧场的形式出现。在地形的利用、声响的控制方面已经相当发达。西西里岛是希腊殖民化的最为典型的地区之一,在罗马时期得到充分的发展。在岛上的卡塔尼亚(Catania)、墨西纳(Messina)、陶尔米纳(Taormina)都留存古希腊、古罗马留存的遗产。它们在公元前8世纪至3世纪都是希腊的殖民地,后来阿拉伯人、西班牙人、罗尼人等汇聚于此,数千年的多元文化在这里凝聚在许多历史建筑上。城市中保存了13世纪的天主教堂、14世纪的宫殿城堡、16世纪的公爵宫殿。

       1816年歌德和一批德国艺术家、作家到此旅游,产生了一批文学作品、绘画而使城市名噪一时。陶尔米纳地处西西里岛东海岸,希腊人在公元734 前年登陆西西里岛,公元前400年成为希腊殖民地,公元前212年为罗马帝国所管辖。陶尔米纳公元前2世纪建造的“希腊剧场”依山而建,半径为109米,至今还在使用,举行夏日歌剧和音乐会的演出,地中海大海景色和欧洲最高并最活跃的埃特纳火山(Mount Etna)成为舞台背景。这一遗产特别宝贵之处是保存着古罗马时期建造的柱式,是舞台的柱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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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陶尔米纳的“希腊剧场”,观众席和保留古罗马时期柱式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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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雅典卫城的露天剧场在进行演出前的准备。

       在露天半园形阶梯剧场上演伟大希腊的悲剧作品和喜剧作品,这是希腊化城市基本的公共设施,古罗马帝国时期建造的城市演续着古希腊的建城模式。以西西里岛为例,奥古斯都统治的时代赋予岛上几座城市殖民地身份,在岛上的主要城市最重要的建筑是建起了露天剧场,包括丁达利(Tindari)、卡塔尼亚、陶尔米纳(Taormina)、锡拉库萨、泰尔米尼伊莱斯(Termini Imerese)均建造了圆形露天剧场。

 

       四、罗马的“大楼国家”

       意大利是一个在“国家”概念上独树一帜的国家,在国家的版图内,在罗马这座城市中,又存在着若干特殊的“国家”,而且相安和睦,国中之国产生来自宗教和文艺复兴力量的历史动力。

       马耳他骑士团(Sovereign Military Order of Malta)是在1050年建立的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ler)演变至今,全称为耶路撒冷-罗德岛及马耳他圣约翰骑士国,总部就设在意大利罗马的一座楼中。有国徽、国歌、国旗,甚至有自己的车牌系统,大教长是国家元首,公民21人,是主权独立的天主教修道会,1999年成为联合国观察员。医院骑士团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从耶路撒冷移至爱琴海的罗德岛(Rhodes)-马耳他岛(Maltese),最后被拿破仑驱逐出马耳他岛。早在1050年左右骑士团就在耶路撒冷有效运作。创始人是“被祝福的”杰拉尔德(Blessed Gerard,1040-1120),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担任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医院院长。[9]

       1070年医院骑士团由一批意大利阿尔玛菲的商人获得统治者认可,在耶路撒冷建立基地,首先是在杰拉尔德(Geard Thom,1040-1120)领导下收容病人,后来在耶路撒冷国骑士团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耶路撒冷旧城的历史上圣约翰医院的位置现在仍称为医院区。在这座古城里,在杰拉尔德成立医院骑士团开创性的基础上,在第二任骑士团团长雷蒙-杜-皮-伊(Raymond du Puy,1083-116)的统筹领导下,医院骑士团从保护朝圣者的医生、慈善修士转变为骑士和军人,阿贡王国在公元1134年国王阿方素一世去世后,获得部分城堡物业。公元1191年,医院骑士团将总部移至巴勒斯坦海滨古老港口城市阿卡(Akko),在公元前3000年就开始有人类聚居于此,伊斯兰和十字军不断地争夺这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在阿卡,医院骑士团建造了有双层城墙的骑士城堡,可容纳2000守军。公元1291年医院骑士团战败,又逃至塞浦路斯,在利马索尔(Limassol)以西获得塞浦路斯国王赠予的科洛西城堡(Kolossi Castle)和周边的种植园。以此为基地,公元1310年骑士团攻占并控制了爱琴海的马其顿罗德岛,后来又征服了莱罗岛(Leros)、卡斯特洛里岛(Castellorizo)。罗德岛现在保存着中世纪一系列城堡建筑,许多是医院骑士团留下的建筑,这些建筑的军事防御特点突出,坚固和防守能力体现在建筑物的细部和形态。医院骑士团于公元1309年占领了罗德岛等岛屿后,在原来7世纪所建的军事工事上,加建了骑士团团长的城堡,也称大教长宫(Palace of the Grand Master of the Knight of Rhodes),成为管理中心。列入《世界遗产》的“罗德中世纪古城”(Medieval City of Rhodes)大部分建筑以骑士团的城堡为核心,包括对城墙及罗德港的防御能力进行系统改善,第一位大规模建设的是15世纪大教长埃利翁-德-维尔纳夫,现在城墙城门上方留着他的纹章。罗德岛上骑士团城堡的第40任大教长(或者称团长)皮尔(Pierre d’Aubusson,1423-1503)也是加固修建岛上城堡的重要人物,1444年他来到罗德岛,其后接任者第41任大教长伊米里(Emery d’Amboise,1434-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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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意大利罗马马耳他骑士国总部(Maltese Palazzo)和国徽。

       15-16世纪医院骑士团从罗德岛出发,既有参与与伊斯兰的战争,也有海上海盗式的掠夺,与威尼斯商船也发生冲突。1480年奥斯曼帝国舰队出现在罗德岛外海,开始了持续的海战。1522年骑士团在罗得岛与奥斯曼军队苦战,12月在苏莱曼一世强大攻势下,骑士团交出要塞和土地,最后达成协议撤出苦心经营两世纪的罗得岛。希腊最东边的城市罗德市是居住人口为罗德岛人口一半的重要历史城市。十字军医院骑士团的驻地,岛上保存完整的中世纪古城堡,1097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占领了罗德岛。

       罗德岛是爱琴海地区文明发祥地之一,但数千年的发展是一部非常复杂的战争历史构成的,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医院骑士团、意大利都曾经是该岛的统治者,罗德岛上的城堡纹章浮雕记录了罗德岛的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城堡城墙上的保留了1920年至1922年意大利爱琴海岛屿总督(Alessandro De Bosdari,1867-1929)纹章装饰,意大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罗德岛,二战后新成立的意大利共和国签订条约同意归还罗德岛给希腊,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罗德岛回到希腊领土中。

       在医院骑士团没有固定居所,最初的选址包括墨西拿、库迈、维泰博、尼斯等地住扎。经历7年漂浮生活,在1530年骑士团奉克雷芒七世教皇之命和罗马神圣帝国查理五世应许来到马耳他岛,建立马尔他骑士团国,SMOM是Sovereign Military Order of Malta的缩写,这是在1530年骑士团撤到马耳他岛后的称呼。1798年拿破仑进功马耳他并迫骑士团投降。在骑士团1834年进入意大利罗马至今已经近两个世纪,目前作为主权实体与超过10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国旗采用圣-佐治拉丁十字架。国徽是椭圆形内包含的十字架,用帝王布幔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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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以SMOM 为标记的车牌。

       骑士团的八角十字架也称为马耳他十字架、阿马尔菲十字架,历史上阿马尔菲共和国以它为标志。旗帜和披风的标记在1099年开始使用,初为黑色披风上八角白十字架为象征识别符号,在13世纪教皇亚历山大四世钦定红底白十字架为骑士团的作战披风制服标记,旗帜改成为红底白色拉丁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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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马耳他骑士团代表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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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意大利罗马一马耳他骑士团的教堂和立面的徽记。

 

       五、罗马的梵蒂冈和特殊阶层

       现在处于罗马城市内的梵蒂冈是世界上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国家,40公倾的土地版图,居民约1000多人,实际上是一座具有防御性质的城堡。但在19世纪之前。梵蒂冈的前身教皇国其实是参与到欧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纷争中,从8世纪开始建立,一直参与世俗的领地争夺,至意大利开始统一的进程才转变角色。历史上产生许多教皇,无论是生活还是政治统治,完全是国王的“风范”。

       罗马的教皇以意大利人居多,但从历史到今天,不少“外来者”成为意大利重要的宗教和政治力量,参与意大利政治版图的争夺。“波吉亚家族”是罗马城市历史上重要的教皇家族,在文艺复兴时期影响深远。西班牙的瓦伦西亚哈蒂瓦(Xativa)这座城市因为是两位教皇的诞生或者生活的城市,在哈蒂瓦市城市纹章的冠饰上出现两个三重冠。教皇的纹章最主要象征就是这一图形,盾面为蓝色,波吉亚家族城堡和阿拉贡棱形红黄相间的图案成为纹章寓意物。相邻的卡纳尔斯市的城市纹章盾面划分四个区域,其中四分之一的区域以三重冠为寓意物,也因为是教皇的出生地而加入这特殊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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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西班牙哈蒂瓦市城市纹章和卡纳尔斯市的城市纹章。

       在15世纪至16世纪对欧洲政治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波吉亚家族(House of Borgia),瓦伦西亚是其家族领地,活跃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族出现两位教皇,家族起源于现在西班牙瓦伦西亚的哈蒂瓦市(Xativa),家族出现第一位教皇是加利斯都三世(Callixtus III,1378-1458),本名为阿方索-德-波吉亚,他出生卡纳尔斯市(Canals)。波吉亚家族是一个贵族家族,阿方索的父亲是一名西班牙贵族,在与卡纳尔斯市相邻的哈蒂瓦市拥有庄园,阿方索学生时代是学习法律,学成后又教授法律,与阿拉贡国王有深厚的政治关系,长年作为私人秘书为阿拉贡国王服务,得到回报是获得哈蒂瓦一带的封地并获得瓦伦西亚红衣大主教的职位,1455年在将年近80岁才因各方妥协被选为教皇,教皇加利斯都三世纹章就是在波吉亚家族族徽盾徽“草地上的牛”图形为基础加上教皇的纹章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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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波吉亚家族族徽和教皇加利斯都三世纹章。

       1455年是家族腾飞的一年,加利都三世教皇任命侄子罗德里戈-德-波吉亚(Rodrigo de Borja1431-1503)为副大法官(vice-chancellor)并马上授予为枢机主教。从此罗德里戈跟随叔叔加里斯都三世一直服务于教廷,包括加利都三世在内共为五任教皇服务,长期担任具有实权的教廷副大法官而具有高超的行政管理能力和人脉,经历了四位教皇继位并离世,从宗教和政治还是表达个人欲望,包括世俗的欲望,他都是充满文艺复兴气息的人。[10]作为西班牙人是外来者,重要是得到当时才37岁但拥有强大的米兰公国的斯福尔扎支持,公元1492年至1503年成为教皇,成为教皇后称为亚历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的纹章盾徽盾面为对分的划分,保持“草地上的牛”家族族徽的寓意物,盾面另一半为黑色和黄色相间的横条。

       文艺复兴时期,作为意大利这一外来者家族,对意大利的政治、文化和军事各领域的影响举足轻重。达芬奇在亚历山大六世在位时,被雇用建筑顾问和首席工程师。波吉亚家族成员非富即贵。对原来为“外来者”身份而言,这一家族更充分、更注意发展自己的网络关系,亚历山大六世在公元1503年提拔9位枢机主教,其中5名是西班牙人、3名意大利人又是来自波吉亚家族。[11]两次获得教皇头衔对一家族而言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亚历山大的儿子、孙子都成为甘地亚公爵(Duke of Gandia),此头衔出现在公元1323年。甘地亚现在是一座旅游和文化特色鲜明的城市,拥有近20万人口。现在在甘地亚还保存着甘地亚公爵宫(Ducal Palace of Gandia),其于1485年开始建设,波吉亚家族成员成为甘地亚公爵后居住于此,在建筑的墙面上保存石刻的波吉亚家族纹章。

       亚历山大六世在28岁时,遇到了瓦诺莎(Vannozza dei Cattanei,1442-1518),此后有了四个儿女。其中大儿子凯撒(Cesare Borgia,1475-1507),意大利读为“切萨罗”,因教皇的权威获得担任瓦伦西亚大主教职位,但后来为了政治联姻需要,创造出各种借口回到世俗生活又脱下大主教帽。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有求教皇允许他离婚,与查理六世的遗孀布列塔尼的安娜联姻而获得米兰统治权。进行条件交换后,通过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推荐成为一名法国皇家圣米歇尔骑士团的骑士,并与一名法国贵族圭亚那公爵的女儿夏洛特-阿尔布雷联姻,获得瓦朗斯公爵(Duke of Valentionois)头衔和领地,纹章除了传统波吉亚家族族徽之图形外,增加了法兰西的百合花纹章图形,这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形成联盟的图案象征,为了的共同利益对抗意大利一系列贵族势力,重振教廷威信。《凯撒-波吉亚的玻璃酒杯》(A Glass of Wine with Caesar Borgia),为英国前拉非尔艺术风格代表性画家约翰(John Collier,1850-1934)创作于1893年,画面墙壁上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以三重冠为冠饰的纹章装饰画,盾徽外型使用意大利式的造型,可以看到交叉的圣彼德像征物“钥匙”,通过纹章处于视觉中心象征了画中的人物和地点,教皇着红衣处在桌子中间,左面是凯撒-波吉亚。《凯撒的玻璃酒杯》表现的内容是有关亚历山大六世和凯撒被毒酒暗害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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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瓦朗斯公爵凯撒的纹章,《凯撒的玻璃酒杯》约翰创作于1893年,Ipswich Museum and Art Gallery 。

       纹章在中世纪产生之后的数个世纪中的社会生活无处不在,亚历山大六世特别热衷城市的巡游,在获得教皇位置的加冕后有关记载写道:“他们经过了许多为这场盛典刻意修建的巨大凯旋门,门上装饰着黑色公牛放牧在金色田野里的图案,这是典型的波吉亚家族徽章,它们同样出现在挂旗、三角旗,以及欢腾的人群手中挥舞的小旗帜上。”新任副大法官上任替代亚历山大六世的艾斯卡尼诺-舒福扎巡游也有历史记载:“每个都穿着牙兰缎的紧身衣,身披紫色披肩,携带着仪杖和他家的纹章旗。”[12]艾斯卡尼诺-斯福扎是米兰公爵的兄弟,他原来也是教皇宝座的有力挑战者,通过赋予具有掌握重要权力的副大法官任职的条件交易,亚历山大六世排除了竞争者而当选。但最后亚历山大六世还是通过儿子凯撒与路易二世联手征服了米兰在内的意大利境内若干公国。当凯撒征服了斯福尔扎家族的卡特琳娜-斯福扎管辖的伊莫拉和佛尔利凯旋回归罗马的仪式即载到:“大约有一千名布兵、瑞士人和加斯科涅人,排成五人一排的队列,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带着凯撒公爵的纹章,散乱无章地进行着,全然不顾任何安排。”[13]在25岁时,凯撒的财力和军事实力达到顶峰,并与父亲一起通过战争征服多座城市扩大领地。

       现任教皇圣-方各(Francis,1936-)出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埃利斯,1998年成为城市大都市区的主教,2001年成为红衣主教。教皇的纹章是蓝色盾面,盾面上有金色的耶酥的字母I-H-S的徽记,红色字体,黑色的三颗钉;下部以金色的松果和星星为寓意物,铭言来自《圣经》。圣方各是天主教历史上来自欧洲以外的产生的教宗,在1998年就成为阿根廷布宜诺斯埃利斯主教的主座教堂处于城市最中心的“五月广场”(Plaza de Mayo),是城市的发祥地和政治中心,16世纪在此建立了简单教堂,1753年全面建设,1791年完成主体工程,在19世纪对外立面进行改造,形成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教堂,但室内仍保持18世纪新巴洛克室内装饰,充满着各种宗教图型和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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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阿根廷布宜诺斯埃利斯主座教堂的告示牌、教堂的室内烛台的宗教图形符号情形。

       教皇的纹章超越了国度,在世界上许多天主教教堂都可以看到教皇的纹章,意大利卡塔尼亚天主教堂入口上方悬挂着教皇的纹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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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意大利卡塔尼亚天主教堂入口上方悬挂着教皇的纹章。

 

       六、古罗马帝国的雕塑艺术

       方尖碑是古罗马将埃及的方尖碑作为战利品运回来继续成为权威象征延续下来的纪念碑形式,在碑身的底座也多用纹章装饰艺术表达象征意义。罗马方尖碑基座是教皇的纹章。万圣殿前广场(Piazza della Rotonda)的方尖碑是在公元1575年的教皇修建的喷水池基础上,于公元1711年克雷蒙十一世(Clement XI, 1649-1721年)下令增加修建的。在方尖碑底座是教皇克雷蒙十一世个人的纹章,采用巴洛克后期的艺术表现手法,雕塑家为教廷服务的后巴洛克艺术风格雕塑家菲利普(Filippo Barigioni,1690-17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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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罗马方尖碑基座的教皇的纹章。

       以方尖碑(Obelisk)为广场朝圣焦点和视觉中心是意大利罗马广场的规划方式,在罗马有11座方尖碑,来自古埃及的象征图腾注入基督教精神的同时,纹章艺术为方尖碑增添了基督教的权威性和艺术价值。圣彼得广场作为宗教主题的广场,贝尼尼规划的由284根多立克柱式柱廊组成的围合空间,加上140座圣徒的雕像和6个教皇的纹章,总高度为21米,充满巴洛克的艺术感染力,也成为后世宗教主题和纪念性广场模仿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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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贝尼尼规划的意大利罗马梵蒂冈圣彼得广场(Piazza of Saint Peter's)。

       贝尼尼围绕着场地原有的方尖碑和喷水池巧妙地与柱廊构成完美的广场公共空间,方尖碑依然是圣彼得教堂前的视觉中心,喷水池与广场的通道及铺地自然地结合起来,6个教皇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的纹章分别安排在南北6个关键节点空间上,柱廊因此也增加了宗教的神圣感。此广场是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决定建造的,他是在公元1655年-1667年任教皇,在广场空间也留下了其个人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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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柱廊教皇的纹章。

       喷水池的多边柱式支座周边是以教宗的浅浮雕纹章作为装饰,巴洛克风格的纹章造型与柱廊遥相呼应,成为广场的聚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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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罗马梵蒂冈圣彼得广场喷水池。

        “大象方尖碑”处于罗马万圣殿前另一侧的广场,是规模较小的城市公共广场,但方尖碑和底座依然体现巴洛克时代的艺术价值。纪念碑底座以大象为主题是在文艺复兴后期的流行做法。在公元1655年罗马考古发现了方尖碑后教皇将它作为纪念碑并加上底座雕塑,公元1667年受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委托贝尼尼和助手创作了方尖碑大象底座,同样在大象底座使用了教皇的纹章。方尖碑和大象基座、教皇的纹章成为这一宗教空间具有象征意义的实物形象和活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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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托贝尼尼和助手创作了大象底座(Elephant and Obelise),罗马旧中心区的方尖碑和大象基座、教皇的纹章成为这一宗教空间具有象征意义的实物形象和活力要素。

       在17世纪的巴洛克艺术时期,希腊神话和基督教题材融合在一起仍是重要艺术表达内容。这一时期代表性艺术家贝尼尼对巴洛克的绘画和雕塑产生广泛的影响。“丰饶之角”是贝尼尼表现纹章常用的元素,与巴洛克艺术手法表现的“丰饶之角”和纹章造型相比有新的变化。公元1651年应教皇依诺增爵十世(Inncocent X,1574-1655年)之邀在“四河喷泉”(Fontana dei Quattro Fiumi)中,贝尼尼在创作方尖碑的底座时使用了护盾物为“丰饶之角”的盾徽,上部雕刻了圣雅各像征物“贝壳”,下部为面具的造型,盾面为略为扭曲的盾徽形态。如同贝尼尼平时的创作一样,他先制作了样稿进行分析比较,这一盾徽的样稿与完成后的作品一致。公元1650年《四河喷泉》完成,贝尼尼将原制作好的分部件在现场进行组装完成作品最后的一道工序。贝尼尼的创作方式是草图、模型、构件再组合,所以现在部分模型能够保存下来与公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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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贝尼尼创作于1650年《四河喷泉》雕塑,其中丰饶之角的纹章样稿,陶质雕塑,制作于1650年前后。藏于罗马威尼斯宫国家博物馆。

       教皇依诺增爵十世的纹章寓意物是三朵百合花和一只嘴衔着橄榄枝的白鸽。贝尼尼在方尖碑上增添了一只白鸽作为象征物显示了纪念碑与教皇的关系。纪念碑正处于其家族的府邸(Palazzo Pamphill),后来开放此空间成为罗马的城市广场(Bazza Navona)。

       贝尼尼受委托为出生于热那亚的玛利亚-拉齐修女病逝后的纪念碑(Memorial to Maria Raggi)设计浮雕,在创作过程中贝尼尼于1647年制作了纸质模型样稿,并在现场进行试验整体效果,观察光线对造型的影响,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贝尼尼在飘逸风格的创作中是以严谨的态度为基础的。公元1653年,作品才完成,宗教的激情与世俗的欢悦融合一体凝固在修女的脸庞上,现此纪念墓碑安置在罗马神庙圣母堂(Santa Maria sopra)内,两旁是伴有两位小天使,嵌在黑色大理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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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贝尼尼创作的玛利亚-拉齐修女雕像和模型。

       贝尼尼的艺术风格对当时的社会影响广泛,藏于罗马武装力量俱乐部,创作于公元1660-1699年间的意大利巴洛克艺术时期的手持丰之饶角的天使木雕,明显是贝尼尼风格的模仿。该木雕原来用于神坛的两旁的装饰,创作者可能参考了贝尼尼的天使的表现形式,衣服膨胀,充满动感,“丰饶之角”更为夸张地弯曲。这组《手持丰饶之角的天使》是为神龛装饰而制作的,是17世纪意大利流行的一种装饰样式,木质作品,呈现了贝尼尼风格影响的痕迹。“天使似乎从天上飞翔后刚落地,双翼展开,衣服呈现出膨胀和震颠的感觉。从这对木雕中可以看出,这位罗马雕塑家深得巴洛克大师贝尼尼的神髓。”[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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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创作于1660-1699年间的意大利巴洛克艺术时期的手持丰之饶角的天使木雕,藏于罗马武装力量俱乐部。

       那不勒斯的埃尔科拉诺市(Ercolano)的城市纹章直接使用了“法尔内塞大力神”的雕像(Hercules Farnese),这座雕像2.92米高,由大理石雕刻而成,雕像充满力量,支撑左手的是石头上披着被大力神杀死狮子的皮,右手置于背后。无论高度和重量均是这一历史时期难得一见的雕塑,如果包括底座高度达到3.17米高,36吨重,体积超过13立方米,制作于公元230年,专家研究此雕塑后表示是复制公元前330年的古希腊作品。[15]这一雕塑原在公元1546年重新发现后为罗马法尔内塞家族拥有,在法尔内塞宫(Palazzo Farnese )陈列,公元1787年运至那不勒斯国王的住所陈列装饰。现在收藏在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Museo Archeologico Naz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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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意大利法尔内塞大力神,制作于公元230年,藏在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

       埃尔科拉诺市城市纹章用法尔内塞大力神为寓意物,与城市的起源传说有关,传说大力神创造了罗马古城赫尔兰尼姆古城(Herculaneum),公元79年8月24日火山的爆发摧毁了古城,古城和庞贝古城一起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该遗址所在地就是处于埃尔科拉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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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那不勒斯省的埃尔科拉诺市的城市纹章寓意物直接使用了大力神像。

 

       注释:

       [1] [英]杰弗里.帕克著《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7年,36页

       [2]何平著 《西方历史编纂学史》 商务出版社 2010年,20页

       [3][日]盐野七生著 计丽屏译,《罗马人的故事——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信出版社,2011年,30页

       [4][美]詹姆斯-奥唐奈著, 夏洞奇等译, 《新罗马帝国衰亡史》 中信出版社,2013年,57页

       [5][德]阿尔布雷希特-迪勒,“城市与帝国”,收录于《构想帝国》:古代中国与古罗马比较研究》[德]穆启乐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9页

       [6][英]彼得-克拉克著, 宋一然译,《欧洲城镇史——400至2000年》,商务印书馆,16页

       [7][美]玛丽莲-斯托克斯塔德著 林盛译 《中世纪的城堡》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年 135页

       [8]罗伯特-科尔著 欧阳林等译,《周末读完德国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8页

       [9]马千著 《医院骑士团全史》,台海出版社,2016年,11页

       [10][日]盐野七生著 李艳丽译,《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中信出版社,2017年,85页

       [11][英]克里斯托弗-希伯特著 曾珏钦译《教皇往事——波吉亚家族》,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214页

       [12][英]克里斯托弗-希伯特著 曾珏钦译《教皇往事——波吉亚家族》,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34页

       [13][英]克里斯托弗-希伯特著 曾珏钦译《教皇往事——波吉亚家族》,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131页

       [14]玛丽亚-安娜-马力诺:手持丰饶之角的天使,《罗马与巴洛克艺术》,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116页

       [15]Michael Siebler Rpman Art,Taschen,,72p

 

       (注:文中大部分照片为阿翔提供,部分为为本人所拍,纹章为作者所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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