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衔将军单印章(9):“三下江南”作战
2022-08-12 上午 11:50   作者:单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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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双城堡火车站。(摄于2017年7月22日)

  东北民主联军从四平下来后,一路向北撤,国民党军队也一路追着打,妄图在松花江以南将我军全部消灭。“从四平撤退后,我们撤到了松花江以北,到了哈尔滨。我们在阿城进行休整,补充兵员。旅部在双城。”在阿城,父亲平生第一次照了照片。家里过去有一张父亲在阿城的单人照片,照片中父亲穿着军装。父亲说这是他平生的第一张照片。只可惜,因保管不当,这张难得的照片后来丢失了。父亲在阿城的照片有一张保存了下来,是他和团政治处几位同事的合照。照片中的父亲,俊朗阳光,气质文雅,俨然一介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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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6年在阿城。自左至右:组织股长单印章、宣传干事浦涛、民运干事、组织干事秦道生(1950年牺牲于海口白沙门)[1]

  东北一带匪患猖獗。土匪熟悉当地地形,消息灵通,行动诡秘,出没无常,心狠手辣,当地老百姓称之为“胡子”。剿匪之初,部队遇到很多困难。“我‍有好几个熟识的人在清剿土匪中牺牲了。有一个叫熊志强,和郝盛旺[2]一起的,郝盛旺是连长他是指导员,下地方剿匪时叫土匪打死了。”1946 年 8 月,父亲任第四十六团一营教导员。1946 年 10 月,第七旅在阿城地区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第十六师,原第十九团改为第四十六团,第二十团改为第四十七团,第二十一团改为第四十八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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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东北民主联军双城指挥部旧址大门。

  自 1947 年 1 月初至 3 月下旬,我军北满部队乘松花江冰冻和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南满,北满守军相对空虚的时机,三次渡过松花江,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配合南满部队作战,以粉碎国民党军向南满的重点进攻。史称“三下江南”。父亲说:“‘三下江南’作战,我们参加了焦家岭、朝阳堡反坦克、任家油坊战斗。”1947 年 1 月 5 日开始一下江南作战。1 月 6 日,第六纵队三个师冒着摄氏零下四十度严寒,渡过松花江。7 日中午,第十六师进至焦家岭、滴水湖附近时,与德惠出援其塔木的敌新一军第五十师第一五0团及保安团一部遭遇。第十六师各部将焦家岭之敌包围后,8 日拂晓发起攻击。第四十六团攻击方场子、老焦家之敌,当冲击到距敌人七八十米远时,轻机枪因天冷发生油脂凝结故障而不能连发,指战员在失去火力掩护的情况下,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连续发起七次冲锋,伤亡了 500 余人,终将老焦家之敌全部歼灭,大灭了敌“王牌”新一军的威风。“正是向敌人冲击的时候,因为天气太冷,机枪油冻得凝固了,拉不开栓,没办法,当时赶快点火烤。影响了部队冲锋。”“一般来说,冲锋三次冲不上去劲头就会受影响,但我们硬是冲了七次。”十六师在战斗中的七次冲锋,受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的表扬。[3]一下江南作战时,正值隆冬季节,当地气温降至摄氏零下四十度。一些部队由于缺乏防冻常识,冻伤了不少人。父亲说:“十八师冻伤的不少,我们团的冻伤情况不严重。我们到东北较早,吸收了前人的经验。关东有三大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我们用貂皮和乌拉草做乌拉鞋。当时说是貂皮,我现在觉得是牛皮,其实牛皮的隔热作用很好的。乌拉鞋鞋底是皮的,鞋头、鞋帮、鞋跟也用皮罩着,鞋里面填草,乌拉草。这乌拉草真有用,我们试验过,把乌拉草用手搓了以后,放在身上,它是发暖的。鞋子上面还有个毡子套筒把裤腿裹着。棉衣棉裤也有,不过就是单军服外罩棉袄棉裤,那筒子风一刮也冷得够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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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靰鞡鞋。

  2 月 15 日开始二下江南作战。德惠位于长春以北、松花江以南的中长路上,为长春北部的重镇,是敌人在北满的前进基地。敌人新一军第五十师师部率一个山炮营、两个步兵团及一五零团残部和两个保安团共 5000 余人据守该城,是新一军中善于守备的部队。德惠环城筑有碉堡,并有多层铁丝网和战壕,市郊有野战工事。28 日,在肃清外围据点后,我军分别由南、东、北、西四面向德惠发起攻击。第四十六团一部一度突入城内,但因没有炮火支援,没有将附近的敌环城堡攻克,城内又没有制高点及较坚固的建筑物可据守,经过一天战斗,部队伤亡较大,已难于坚守,遂于 29 日晚撤出。结束二下江南作战北撤过松花江的时候,国民党派飞机把松花江上游江面的冰炸开了,水裹着冰块向下游涌过来,部队要过江就要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趟水。“眼看着水就要来了,我和营长骑在马上,一个劲催促部队:快!快!快!赶快走!赶快走!大家争先恐后地往江北跑。我们跑到江中间的时候,水来到了。到北岸时,水已经淹到马肚子了。上岸以后,大家都生起火烤棉衣棉裤,我于是抓紧时间到各连了解情况。”3 月 8 日,北满部队第三次越过松花江。10 日 6 时 30 分,第四十六团进至朝阳堡与敌第五十师第一四九团一个营遭遇,当即展开战斗。敌人以三辆坦克引导步兵冲锋,并突入第四十六团阵地。一营指战员见此庞然大物引领着步兵冲过来,立即还击,步枪、机枪、手榴弹响成一片,跟着坦克的步兵纷纷退却,但坦克仍大摇大摆向前开进,并发炮射击。“朝阳堡炸坦克我在场,吴纯仁[4]在那指挥,朱江[5]点子多一点,他跟着吴纯仁,我就跟朱江一起。我们以前都没见过坦克,那是第一次见,开始不知道怎么对付它。我们营三连的班长于德泉[6]原来是伪满的兵,他见过坦克。他说:不怕不怕,这玩意儿可以上去。他第一个就上了坦克,战士崔志山也跟着上了坦克。正巧敌人麻痹大意,坦克上盖没锁,于德泉手一拽,盖子开了,他塞进一个手榴弹,手榴弹在坦克里面炸了,缴获了个坦克。这一仗,我们摧毁了一辆坦克,缴获了两辆坦克。”第四十六团在朝阳堡摧毁敌军三辆坦克,首创东北战场上步兵歼灭坦克的先例,受到东总的通令嘉奖。“战后,我们写报告。我执笔,他们讲。最部总结经验,还用了我们那几条:先把坦克的轮子给它炸掉,它不能走了;很快上去;上去以后在极快的时间它还来不及反应时,就把盖子一盖,把坦克兵压在里面,就猛打猛打;最后坦克兵出来了,出来缴枪了。”“猛打猛打也打不死坦克里的人,周围都是钢铁,就那么两个孔,你怎么打他呢?”朝阳堡打了坦克后,一营又参加了德惠附近的任家油坊战斗。任家油坊战斗,一营担任消灭该处之敌的任务。任家油坊的敌人是保安队,匪霸地主成分多,比较顽强,一营初攻不奏效,伤亡较大,再攻才破。攻破之后,少数敌人仍据房顽抗。战斗结束后,营里同志因许多战友伤亡而非常义愤,枪杀了几名俘虏。后来团里知道了这件事,作了口头批评。这件事使父亲认识到作为政治工作领导者坚持原则的重要。在朝阳堡战斗中,父亲还经历了这样两件事。“打掉坦克以后,敌人暂时退去,我们在这个间隙抓紧时间休息,准备敌人反扑。我当时和三营教导员一起在树底下躺着,跷着脚,这时敌人一发炮弹打来,弹片打穿了三营教导员的后脚跟。”“还是在朝阳堡,我和副营长每人带了两个通讯员在草鞍子(棚子)里躲避敌人的炮弹。一发炮弹打进草鞍子,副营长和他带的两个通讯员三个人都受了伤,我这边三个人只伤了一个通讯员。”“你说这是运气也是运气。打仗就是这样,负伤、牺牲是家常便饭,随时随地的事,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负伤、牺牲,总之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炮弹没打到你,那是你命大。”父亲说:“他们跟我开玩笑说是因为我耳朵大所以运气好,我笑说:炮弹也不知道我耳朵大啊!”新中国成立后,当年那个一起挨炮弹的副营长一次到广州来,父亲在家中招待了他。那些年有客人来都是在家里吃饭,加几个菜,备点酒。不似现在,都到饭店、酒楼里吃。军旅作家西虹[7]1948 年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在零下四十度》,该书所描写的就是父亲他们四十六团在“三下江南”战役中的战斗故事。书中一营孙教导员的人物原型就是父亲。书中写道:“(孙教导员)是个宣传员出身的中学生,他除了完成自己的政治工作,还时刻去帮助营长。作战时,他除了照顾后梯队,还可以帮助营长上前面掌握部队,领上突击队冲锋”。父亲说:“西虹是东北民主联军的随军记者,他跟着我们六纵十六师,刘白羽跟着十七师。”父亲任一营教导员时,陈冰克[8]曾见过他。陈冰克阿姨对我说:“那天你爸爸带着通讯员到团部来,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跑在前面,鞭子一扬。我远远看见,对你魏伯伯说:这小伙子帅气、英俊、潇洒、魁梧。你魏伯伯有点吃醋地说:‘你还有什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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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吉林市北山公园。(摄于2017年7月)

  1947 年 5 月 13 日,东北民主联军为打通南满和北满的联系,从根本上扭转东北战局,乘敌分散守备之机发动了夏季攻势。根据东总的作战计划,部队经常实施长途奔袭,强行军,接着打仗。一营参加了太阳岭追击、莲花街战斗。部队经常一夜行军 100 多里,用现在的说法叫“暴走”。在这种环境下,不少人学会了一边走路一边睡觉。父亲说:“那是真睡着了,有的边走边睡还做梦说梦话。我们政治处一个通讯员,不到 20 岁的年纪,一次部队中午休息吃饭,他吃着满嘴饭就睡着了,张着嘴喘气,嘴里的饭随着他喘气往外喷。”这听似有点滑稽的一幕场景,却让人心生酸楚,不是滋味。父亲说:“太累!那个时候,这些已经变成习惯,脑子里边已经没有生死苦累了,叫走就走,叫停就停,叫住就住。叫前进前边有沟也得跳,叫转回去后边有火也得转。这就是革命!”夏季攻势结束后,第四十六团进至吉(林)梅(河口)铁路西侧海龙地区沙河镇整补。在这次休整期间,第十六师在吉林市进行了大练兵。“我们在吉林的北山公园搞过演习。”8 月,在沙河镇召开了全师营以上干部会议,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谭政主任亲自做报告,主要内容是反对部队中的军阀主义和自由主义。9 月,父亲调任第十六师教导队任教导员。父亲说:“师教导队学员有 120、130 人,以连排干部为主,每期 4、5 个月。教导队也称‘随营学校’,是培养干部的地方。说得直白一些,也是保存干部的。部队的连、排长不能都在前线啊!”教导队的课程设置以学军事为主,上军事课、搞训练、搞演习,提高干部的军事指挥水平。也上政治课,提高大家的政治理论水平。军事课由队长负责,政治课则由教导员讲授。父亲在教导队连续任职两期,前后一年时间。父亲在教导队时,师政委张池明到教导队去讲了一次课,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讲唯物论、讲辩证法、讲从猿到人。在教导队住了三天。父亲说:“一个师政委在我那个教导队住三天也不简单了。”

  1947 年冬至 1948 年春,东北民主联军普遍开展了诉苦立功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这个运动后来被毛主席称为“新式整军运动”。“诉苦立功运动最早是三纵七师搞起来的,是李伯秋搞起来的。”父亲说。教导队的土改和诉苦教育是 1947 年底开展的。先是进行群众性的控诉,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控棍”和“倒糊涂”[9]。父亲结合学员的实际情况在教导队的整党教育中搞了个“思想入党”课题。教导队的连排干部学员,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作为党员,在组织上虽然入了党,但思想觉悟是否达到共产党员标准?父亲带头,组织大家就这个问题,对照党员条件个人先行自报,然后再互相评议,大家共同提高。这个做法,既切入“三查”的运动主题,又符合教导队学员的实际。大家自我反思,互帮互助,提高了阶级觉悟,进一步认识了地主阶级剥削的本质,土地改革反封建的正义性和革命的势不可挡,增强了革命斗志,鼓舞工作干劲。父亲开动脑筋,结合实际情况创出的这个做法,得到了师政委张池明的肯定。父亲说:“张池明政委来教导队,我向他作了汇报。他听了以后,点头。说明他对这个做法表示肯定,大概也比较欣赏。”第十六师的新式整军运动,在教导队先开展起来。这个做法,对全师诉苦立功和“三查”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摸索经验和示范的作用。第一期教导队结束后(1948 年 4 月),经师政治部报请纵队首长,纵队通令记小功两次,主要是表扬父亲以身作则、认真负责、团结学员、带病工作的精神和在土改教育及整党工作中的创造性。张池明政委在教导队的几天,他讲课父亲听,吃饭父亲陪。父亲学习虚心,并能认真钻研。和政委几天接触下来,父亲自己感觉:“政委他觉得这小伙子脑袋还可以,他这次可能留下这个印象。”1948 年 9 月,第十六师教导队由原来的营级单位升格为副团级单位,父亲任教导队政委。1948 年 9 月 12 日,辽沈战役发起。11 月 2 日,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沈阳,辽沈战役宣告胜利结束。对于我军在东北战场的胜利,父亲有这样的评价:“东北打胜仗,林彪有功劳,罗荣桓更有功劳。打仗,要有人、弹药、粮草,没有这些,打不了胜仗。在东北,兵都是罗荣桓在后方搞的。打一次仗下来,马上10 个团送上去;打完一仗,再送 10 个团上去。我们三七九团前后就吃掉 4 个团。打一仗下来,就来一个团补充我这个团,都是一个团一个团的往这送。送来 4 个团新兵给我们,我们都吃掉了,送到各个部队去,补充兵员。那时有个口号:翻身解放保家乡!都是翻身农民参军。”“四十三军一五六师就是从地方上补充的。一五六师还有个朝鲜团,都是朝鲜族人,走路时有时还遇到,我们还学了句朝鲜话‘吧丽’‘吧丽’,快、快的意思。后来朝鲜战争,朝鲜人都被他们的上级抽走了。”辽沈战役期间,父亲所在的教导队,“也跟敌人打了一次小仗。”一天,教导队押着俘虏兵,正经过一个小村子,突然跟敌人的一队骑兵遭遇了。敌人的骑兵直接冲着教导队的队伍过来了。当时跟父亲搭伙的教导队队长武承兵,立即指挥部队押着俘虏在房子后面就地卧倒,以房子作掩护,用枪打马,打马脖子,用刀砍马腿。父亲说:“如果不是刚好经过那个村子,没那个房子,后果如何就不堪设想。武承兵参加解放军之前是伪满国兵的少佐,副营级。他有经验,起点作用。全国解放后听说他去了新疆。”教导队在当时是离开师的领导机关,单独活动的。父亲在教导队任职前后一年多,他自己说“这段时间在领导水平上亦有锻炼和提高”。父亲 1985 年从一线退下来之后,开始有时间到处走走。他去云南昆明时,专门去“云南陆军讲武堂”参观,还站到讲武堂的讲台上。父亲说,他此时想起了自己在东北时的教导队生涯。父亲跟着自己的老部队在东北的黑土地上转战三年。这三年,父亲经历了不同的岗位和环境。既曾任职于团部机关,又曾在营一级基层部队工作,还在“半部队半机关”的师教导队任主要领导,[10]参加了秀水河子、二战四平、三下江南及夏季攻势等战役战斗。这些战斗和工作经历,使父亲得到全面历练。此时的父亲,已然比三年前部队出关时只有团机关工作经历的三七九团教育股长成熟、干练许多,领导水平亦有许多提高。当东北野战军以今非昔比的实力和雄姿挥戈入关时,父亲也调任到新的岗位。1948 年 11 月,父亲调一二七师政治部任组织科长。对于这次调动,父亲现在回想起来,认为有可能与他在教导队时,张池明政委到教导队来,父亲给张政委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有关。父亲说:“当时并没有这样想过。但是,1988 年时,我被怀疑患有前列腺癌住进北京军区 301 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张池明老政委得知后,专门到医院去看我,而且他通知了在北京的一二七师的人,有六七个,都来了,都去看我。这是不是说明他对我的印象还有点特殊。” “在东北时调我到师组织科,把我保留了一下。现在官当大了,又遇到危险,老首长又关照一次。当然这是我自己瞎猜,也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是这样。总之,这就是缘分、机遇、命运。就有这么个机会,你就没死,就留下来了。”

 

  资料来源与注释:

  [1]照片中的民运干事在部队到湛江后失踪了,父亲说应该是跑了。当时部队忙着作渡海准备也没有去找。

  [2]郝盛旺(1917—2001.7.29),陕西绥德县人。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班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排长,新四军三师七旅特务营营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六纵十六师四十七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师长、代军长,广州军区炮兵司令员,广东省军区司令员。1964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3]“三下江南”前,在高级干部军事会议上提出了打“硬拼战”的作战方案:为了打掉蒋军的王牌军,为了降低敌人的猖狂,为了使我半生不熟的条件成为完全成熟的条件,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限制内,有时遇到条件不充分,亦须断然猛打,争取成为歼灭战。如不能歼灭,只要惨重地打击了敌人,虽无多大缴获,亦算胜仗。一下江南作战胜利结束后,在双城召开的师以上干部军事会议上,十六师受到表扬,“打得很勇敢”。

  [4]吴纯仁(1921—2010),陕西韩城人。1936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队文书,连、营、团、师、军主管首长,1955 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1987 年离休,离休前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荣获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5]朱江(1920—2014),江苏涟水人。1937 年参加抗日救国会,1939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 8 月参加区队、独立团。历任新四军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东北野战军副教导员、教导员、营长;一二七师参谋长、副师长,一三九师师长,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生产部副部长,五十五军副参谋长、副军长。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6]于德泉(1925—1990),内蒙古开鲁人。1946 年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 年因战斗英勇,被授予“反坦克英雄”称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西军区南宁警备区副参谋长等职务。1988 年被授予“胜利功勋荣誉章”。于德泉因患胃癌,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去世。于德泉生病住院期间,父亲曾去看望。

  [7]西虹(1921—2012),原名宁保禄,山西原平人。

  [8]陈冰克(1929—),江苏盐城人,魏佑铸夫人。1944 年 9 月参加革命,1945 年参军。1946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前任广东省旅游局巡视员。 

  [9]即控诉恶霸恶棍,倒自己的糊涂思想。

  [10]教导队当时是离开师的领导机关,单独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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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衔将军单印章:(1)(2)(3)(4)(5)(6)(7)(8)

 

  (本文节选自单小英著《无衔将军单印章》)

  (原文刊登于公众号“浪花淘尽东逝水”,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 

责任编辑:何洛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