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澳门到都斛的港口

　　粤西海上交通线是1942年香港“胜利大营救”中极为重要的线路之一，长期不被大众重视以致于忽视了其当年重要的地理意义。大营救除了水、陆两条营救线路之外，还有一条海路，属西线。被营救的文化名人及民主人士乘坐挂一帆的小艇，先由香港“偷渡”至澳门，再由澳门路环转往台山都斛登陆。在进入台山县后，由三埠乘船或者选择陆路，一路向西到达大后方桂林和重庆。因戏剧、电影、新闻等领域的人士较易被日军认出来，在香港的夏衍、蔡楚生、金山、王莹、司徒慧敏、郁风、金仲华、梁漱溟、范长江、沈谱、陆浮、陈此生等分两批走此海路脱险。都斛，是他们安全抵达、值得纪念的登陆点。他们在都斛过上一夜后进入台山县城。

图为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广东省地图，香港至澳门、台山都斛沿海的地理关系反映在历史地图上，都斛在赤溪北面、台山县城东面。

　　都斛是革命烈士林基路的故乡。1935年，聂耳拟赴莫斯科学习，途经东京，在日本短暂停留学习。在东京参加中国留学生活动，接待他的是台山人林焕平、林基路、雷石榆及梅州人蒲风等参加左联的中国留学生。1935年6月2日，聂耳在东京中国青年会馆为参加“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第五次艺术界聚餐会的青年作“最近音乐界的总检讨”的发言，唱了《大路歌》《码头工人》和刚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是从下午四点延至到十点。在散会前，他更高唱了《义勇军交响曲》，使我们在朦胧的灯光下，耳朵里仍留‘……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的壮音。”［1］当时在东京现场听聂耳唱《义勇军交响曲》、后在新疆遇害的革命烈士林基路和参加新四军后因劳累去世的蒲风，没有等到《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的那一刻。而在都斛，还等来了从香港脱险而来的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主要制作人夏衍一行。

　　林基路原名林为梁，在都斛出生，家乡物产丰富，又是主要的侨乡。在广州林为梁考入国立中山大学附属中学，于1933年在上海就读大夏大学文学院，1934年赴日本学习，参加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的左联活动。1937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同年在延安中央党校任教时改名林基路。1938年2月，林为梁受党组织派遣到新疆工作，于1942年9月被新疆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9月27日，与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员英勇就义，年仅27岁。

　　二、第一批走伶仃洋脱险的先生

　　梁漱溟先生抵香港创办《光明报》，萨空了、张友渔和张云川等负责他在香港的各方面安排。1941年12月26日，梁漱溟在萨空了和张云川陪同下，避居知用中学的小学部。1942年1月10日上午与范长江夫妇、陈此生等一道乘船离港。梁漱溟先生一行是第一批走这条线路的文化人，多为新闻工作者。陈此生在抵港前是桂林文化站的负责人、左联作家。抵港后，协助梁漱溟先生创办《光明报》。新中国成立后，陈此生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范长江先生夫人沈谱是沈均儒先生的女儿。1939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迁成都，沈谱随迁继续读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邓颖超同志直接领导下于重庆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9年7月15日毕业后到重庆照料沈钧儒先生起居。1940年12月10日，沈谱与范长江在良庄结婚，并于1941年2月13日秘密离渝赴香港范长江处。香港沦陷，范长江、沈谱夫妇与梁漱溟先生一道从都斛登陆后，共赴桂林。1942年8月范长江遭通辑，沈谱在掩护范长江出走后，于同年8月27日抵达重庆回到父亲身边。［2］新中国成立后，范长江任国家新闻总署副署长和《人民日报》社社长。

图为在香港创办发行的《光明报》。

图为1940年12月范长江和沈谱结婚照。

　　萨空了在1944年出版的《香港沦陷日记》有记载送梁漱溟先生离港的情形：

　　“1942年1月10日 星期六

　　早四时半，大家都起了床，由我们住的地方去德辅道西。至少要走半小时。我们原定早六时动身，帮着梁先生收拾好他的行李，又谈了一些琐事，已到六时，可是天还没有一点曙色。大家都觉得这样黑带着行李走，太不妥当，宁可晚一点，不过已有了行人，我和黄瓒便送梁先生去德辅道西，黄瓒背了一床棉被一条毯子和几件冬衣打在一起的一个背包。梁先生没穿长袍，只穿着一身夹裤短夹袄。皇后大道西街上，人已经很多，原来为了占据大道上的摊位，各个摊子都留人露宿守在那里。还有等着买平价米的人，为了买得到米，也多是自昨夜起便已排班立候。生活是会逼着人不离劳瘁的！

　　走到德辅道西约定的地点，长江守候在那里，可是不见此生和陆浮，据长江说因为已过了约定的时刻，人先走了一批，他特留下来候梁先生。既然来到，已可即刻出发。黄瓒是预备替梁先生背行李直送到船上，我便在这里和他们一一握别，约定在桂林再见，并嘱咐他们一到澳门，就写一封信交原船带回，我也许就趁下一班船来。送走了他们又和介绍船的郭某约好，再有船请他到荣华台来通知。”［3］

　　1942年，梁漱溟给两个儿子写了一封长信——《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长达近万字，可谓哲学家的家书。他用了九个标题讲述了自己的脱险经历。标题分别是：“离港”、“到澳门”、“再度飘海”、“由都斛到台山城”、“经过三埠”、“经开平到肇庆”、“搭船上梧州”、“脱险后的感想”、“处险境中我的心理”。近万字的信细诉详细过程，写到从心至身均坦然无事，范长江等赞叹梁先生“若无其事”。信中谈人心，谈孔孟之道，“孔孟之道，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见其系于人类生命认识而来”，对人类生命的认识，认为“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梁漱溟说：“若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便是一个人的事情而已；假如我只顾着一家人的生活享乐，那我的安危也只是关乎一个家庭而已。但我不享乐，也不只顾及家庭，人人都可以看到。”［4］仅摘录1943年发表的片断如下：

　　我已于1月26日到达梧州，现在可以将从香港脱险的经过告诉你们。

　　香港战事于12月25日结束，我同几个朋友隐蔽在西盘一间小学的教室里，且觇日军动静如何，准备走出香港。但急切间得不到好办法，直至1月10日始得离港北来。

　　这是起身头一天方决定底。承一位朋友的好意通知我们，说是有一只小帆船明天开往澳门，船主曾向日军行过贿，或可避免查问。船费每人港币六十元，此友已预定五个人的位子。我们当下付过钱，约定次日天明于某处见面，有人领我们下船，并嘱咐我们改换装束，少带行李。

　　我们同行朋友计五人：陈君、陆君、范君夫妇和我。五人皆改成工人或小商贩的装束，自携行李（都是小件底），随引路人，自中环急步，向香港仔下船。这是一段约二十华里的路程，在久不走路的我，竟感异常吃力，周身是汗，两脚生痛，走到末了，一跛一拐，几乎不能再走。路上还承友人相助，代携行李，方勉强到达，不过还好底，是我气不喘，心不慌。

　　船甚小，宽约一丈，长约三丈二尺，却有三挂帆。我真没想这样的小船可以航海。由香港仔驶出时，从海面看见由被凿沉的轮舰十数艘堵塞海口，如其不是这小船怕也驶出不得呢？

　　船行全赖风帆之力。风若不顺，或无风，那便走不动。所以一时风力好，则船上人都色然而喜，一时无风，便人心纳闷，都说今天到不了澳门。

　　……

　　最后想到办法，还是小船飘海，直奔自由中国的都斛（属台山县），此路因海上多盗，无人敢走，但我们则有友人介绍得识海上豪杰吴发君。他逞豪海上多年，人称‘吴发仔’的便是。他的势力范围在三灶岛横琴岛，大小榄一带多处。抗战以来，敌人要夺取三灶岛为空军根据地，他便与敌人抗拒，苦战多次，曾受政府收编，担任游击工作，因他本人即是三灶岛底人，家族亲故皆在岛上。岛山居民一万二三千人，全部被敌人屠杀赶走，失去生活依据。所以他是与敌人是永不妥协到底。直到现在，还有几千义民跟随他在澳门附近荒岛野山上砍柴为生，我们皆曾眼见。至于他们抗日战绩，前一二年的香港澳门报纸亦不少揭载底。此番他知道我们是文化界的人要回国，他愿护送我们到都斛。同时托我们将他抗日的赤诚、部队的苦况、义民的流离，向政府代为申诉，请求设法接济和救济。

　　三 再度飘海

　　在17日的下午，吴发仔派人引我们乘船先到路环——这是距澳门不远的一个地方。三灶岛义民逃难在此底便不少。而吴的部下实际亦是他们的族中子弟，他们都称呼他‘发叔’。部队并没有政府发放的饷项。要靠护航为生，就是将内地所需货物和汽油棉纱等宝运到都斛，收些护运之费。这种生意每个月只阴历二十五至初五的十天内能作，因为这十天没有月亮，在漆黑底夜间才能避敌人发现。白天和月光下都是不方便底。1月17日这天正好是阴历十二月初一，就乘他们运纱的便船送我们走。

　　黄昏时候，吃完晚饭，大家下船，船共五只，虽有大有小，亦差不甚多。记得我乘的一只，约六尺宽，三丈长，无篷，一挂帆而已。原说我们五人分五船，因为船太窄小，而驶船的人一船有八、九个，还不时来往走动。

　　……

　　好在船行多在群岛之间，所以不久便依泊于一小荒岛上。候到天明日出，将衣服曝在太阳下，人亦烧柴取暖，船上带有蔬菜，但遍觅岛上无淡水可得，只好用海水煮饭。我素有耐饥本领，喝一小碗而已。饭罢，就仰卧沙滩之上，阳光之下，寂无所闻。直到天色昏暗，方扬帆而去。——此为18日事

　　船行顺利，是夜便到都斛，但还不是都斛市镇，是其海口，地名东滘口。

　　……

　　四 由都斛到台山城（略）

　　五 经过三埠（略）

　　六 经开平到肇庆（略）

　　七 搭船上梧州（略）

　　八 脱险后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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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要说我处险境中的心里，我不只是一个从外面遭遇来说，最安然无事的人；同时也是从内心来说，最坦然无事的人。外面得安全，固是幸福，自家心境坦然，乃更大底幸福。——试问一个人尽外面幸得安全，而他心境常忧急恐慌底，其幸福又有几何呢？［5］

　　本文发表于1943年7月桂林《文化杂志》，后记梁漱溟先生说明，这是家信，其中有些“狂妄的话”，希望读者不要介意。由于尚处于抗日战争中，发表出来会影响秘密工作的人物事情，作者都会作一些处理。

图为1936年梁漱溟与两儿子在济南的合影。

　　梁漱溟先生的脱险路线是香港——澳门——路环——都斛东滘口——都斛镇——台山县城——三埠（长沙、荻海和新昌）——开平县城——田村——肇庆——梧州。梁先生提及的小学躲避，实际上就是当时广州沦陷，搬迁到香港的广州知用小学临时校舍。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最早颂唱者的到来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电影中，最具时代意义的是《桃李劫》和《风云儿女》，电影插曲《义勇军进行曲》于1949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以夏衍为首的脱险的电影人，他们大部分任职于电通影片公司。夏衍离开香港的时间是1942年1月8日，抵达桂林的时间是2月5日。与夏衍同行的有司徒慧敏、金山、王莹、郁风、谢和赓、金仲华、张云乔、郑安娜等。谢和赓曾经担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王莹已经与谢和赓结婚。此行有两位女士，其中之一是在桂林任军委会秘书黄启汉的夫人。郑安娜是冯亦代先生的夫人，冯亦代先生在远方写下多篇思念郑安娜缠缠绵绵的日记，牵肠挂肚啊。

图为1940年冯亦代、郑安娜与父亲在一起。

　　与夏衍同行的张云乔是上海电影界著名的美工，在《桃李劫》和《风云儿女》电影中担任美工。受周恩来同志指示，张云乔放弃电影从事香烟生产和汽车贸易，为中共筹备资金，当时周恩来同志要求他为200名文化人士每人发300元。

　　在一行的电影人中，夏衍、司徒慧敏、王莹、张云乔、金山等都是《义勇军进行曲》最早的聆听者甚至是合唱者，这也是电影《风云儿女》为了节省成本而由制作人员合唱。金山、司徒慧敏和张云乔都参加合唱，他们是国歌最早的颂唱者。［6］司徒慧敏回忆：“大约在4月末5月出，他就把歌谱的完成稿由东京寄给了我。我们几个当时的年轻人，有爱唱歌的青年盛家伦，有当年演过《大路》的郑君里，有正在排练《娜拉》的金山，有《风云儿女》的演员顾梦鹤，有新演员兼场记员施超，把不善于唱歌的我也滥竽充数地凑上去，共六七人。在任光等同志鼓励下，我们组成一个小小的临时合唱队，经过几天的练习，第一次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录下了这首举世闻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其后经过数次的电影胶片上的录音，我们的音乐家、电影导演和技术家们都认为不如最初的录音，于是我们决定把第一次唱片上的录音转录到电影胶片上来。那时我们没有自己的乐团，也没有正式的歌队，而电影的上映日期又逼迫我们在端午节以前完成。今天，如果观众中有人听得出歌声中还夹杂着一些广东语音的话，那就是郑君里、顾梦鹤和我这三个广东人留下的破绽。”［7］

　　中国电影传奇人物蔡楚生的电影之梦开始之地就在汕头。1918年，时年12岁的蔡楚生来到汕头，1926年协助上海来的电影公司拍电影，1927年赴上海发展，共9年时间在汕头生活，之前在潮阳生活6年。安平路46号，是当时蔡楚生在汕头当学徒的“集成发绸缎店”，它也是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商业建筑。

　　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11月27日蔡楚生乘轮船离开转移至香港避难。在继续制作电影之余，蔡楚生积极投身救亡运动。1938年4月20日，蔡楚生在香港发表了“南海渔民的呐喊”一文于《救亡日报》，痛斥澳门、香港为日军提供鱼的供应，而无视香港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行径。1939年，蔡楚生与祖籍番禺的陈曼云在香港结婚，在《大公报》刊载了婚讯。陈曼云是潘汉年领导下的中共秘密工作者，奉潘汉年之命从上海来到香港。

图为1939年蔡楚生和陈曼云在香港合影。

　　香港沦陷后，1942年1月他和夏衍、司徒慧敏等走香港至澳门的路线离开。蔡楚生知名度高，被日军指定需要到半岛酒店会面，目的是利用他的影响，所以他离开香港时间极为迫切。1941年宋之的、司徒惠敏、章泯从重庆转移到香港，在香港组织了旅港剧人协会，金山、舒强、风子、蓝马、沙蒙、丁聪等参加。

图1938年在香港合照，左起：陈歌辛、瞿白音、夏衍、丁聪、何香凝、洪遒、廖梦醒、欧阳予倩。

　　郁风于1939年秋来香港后主办《耕耘》杂志，在西环半山腰的学士台，住着从上海、广州等地到香港暂时居住的一批文化人，包括张光宇、张正宇、徐迟、丁聪、叶浅予、叶灵凤、戴望舒等。郁风常到此串门，大家闲谈中认为香港没有一本纯文艺杂志，便讨论出刊物的名字称为《耕耘》，公推郁风担任主编，她当时才23岁。［8］1939年11月23日，郁风父亲郁华身为上海租界特区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因拒绝与占领上海的敌伪合作在住所门口被暗杀。

图为1938年3月29日，在广州《救亡日报》的报人：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后排左起：潘汉年、江馥泉、郁风、房子主人（叶文津的姐夫）、司徒慧敏。夏衍为主编，江馥香为主笔，但1938年5月夏衍离开《救亡日报》往香港。

图为《耕耘》杂志封面。

　　在澳门，夏衍一行由柯麟安排在深巷中比较隐蔽的“东亚酒店”居住，等待机会。1944年，夏衍在“走险记”一文写到：

　　“再三权衡之后，我们决定了走都斛的一路。一礼拜，我们忙于路线的打探，和‘捞家’关系的索摸。1月19日，和前后到达澳门两批朋友们汇合，以每人国币二百八十元，每艇二十人以上的条件（就等于每艇代价五千六百元！），雇好两条在南北水一带颇有势力的某氏所有的快艇。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走险’。第一要乘黑夜偷越过日寇在澳门港外的警戒，第二要提防海盗，第三要偷渡过三灶岛的日寇海军船坞码头，第四要提防南北水伪军的骚扰。但是谁也没有考虑到这一切的危险，我们一行里面有一半是没有任何政治主见和人生磨练的青年，女学生、银行职员、青年会干事、家庭妇女，但大家只有一个百折不挠的回祖国的意念！再换一次装束，再整一次行李，怀着兴奋和若干冒险的心，二十日傍晚上了征程。”［9］

　　夏衍此文发表于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对秘密工作的人和事也在文中模糊掉。

　　从香港出发路线是先到长洲，第二天再到澳门，等候蔡楚生会合。20日开始向台山方向出发，经南北水，过崖门，再到都斛，进入台山城。

　　1月12日早晨，香港市委机关做情报工作的香港土生土长的巢湘玲，受委派带着蔡楚生、陈曼云。接受任务后，她暗中调查码头沿线的日军岗亭后，至第二天她先接陈曼云，再到一间旧藤厂接蔡楚生，蔡楚生扮演盲人，他们扮演一家人，为舅舅和外甥女，先到香港干诺道大中华酒店与夏衍、司徒慧敏、郑安娜、金山等会合。当晚由三名港九大队的游击队员护送，共21名逃难者，在黑夜中乘船先到长洲岛，长洲岛的地下党员陈亮明接力，再从长洲岛转向航行至澳门，中途被日军巡逻艇两次截停，幸好夏衍会说日语混过关。船小风浪大，终于抵达路环岛。在岛上等候，等到一班小火轮，去往澳门。游击队员将他们交给澳门的中共秘密组织，开始新的征程。［10］

　　蔡楚生在1941年12月8日的日记写到：

　　“日本飞机来投弹了!于是这安静了整整百年的香港，终于投入了大时代的洪炉中去锻炼了！首先想起是自己的经营，自己的第三批货。是没有法子再交出来了，一切都停止了，一切都需重来！好吧，重来就重来，我有的是年轻、精力和勇气，我随时都不怕‘重来’！多少人的身家性命和财产，都立刻有化为灰烬的可能。我何所顾惜于我小小的经营？这里生意不好做，我们还有国内那片广大的土地呢！真的，太平洋这战争的风云会把我这小商人一卷就卷进大陆上去的，这微尘似的生命，也早就梦想到那肥美的土壤上去培植一下了！”

　　1942年1月的日记：

　　“九时，云匆匆来看我，替我带来一点钱和一把刨须刀，一磅牛肉、三条毛巾、一磅‘华大宝利’、一条牙膏、一件卫生衣和少数洗好的衣物。她说船大概明天要到，叫我收拾好东西，晚上到他们店里去住一晚，上船时一起走，可以比较有照应。现在我首先得将那换了被面的被自己缝起来，再整理下行李，再等招的来，再等明天的船。劳人草草，我就将这样地离开香港了！烟水迷茫，家乡何处？真怕这蚱蜢舟，载不了许多愁！”［11］

　　“云”就是陈曼云，是蔡楚生的夫人、中共秘密工作者。蔡楚生与夏衍一样走的是海路，从香港至澳门他们是分开的，夏衍先偷渡至澳门，从蔡楚生日记中我们得知他也是住了一晚大中华酒店，第二天到澳门，再与夏衍一行会合。

　　从澳门经过横琴岛、三灶岛，在南水镇稍停，渡过崖门出海口，在台山的都斛东滘口登陆，进入台山县城。在通过陆路或者水路进入广西后方。司徒慧敏利用台山人的优势与各种人物进行沟通，蔡楚生发挥优势与人砍价，夏衍在香港至长洲岛过程中利用会日语的本事，解救了同行的两位广西左派人士的亲属。

　　经历者都是大家，字字千金，尽量原文照抄，但限于篇幅，只能忍痛割爱。如果将这些大师的文字刻录在都斛的江边、黄茅海旁，或许是对2022年“胜利大营救”八十周年最好的纪念。

　　注释：

　　1.浦风：“‘天才损失年’悼聂耳”，收录于《国魂颂：纪念聂耳散文集》 。

　　2.沈谱、沈人骅：《沈钧儒年谱》，北京：群言出版社，2013年，217页。

　　3.萨空了：《香港沦陷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139页。

　　4.金鸿儒：《梁漱溟传》，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9年，134页。

　　5.梁宽培：《梁漱溟书信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269页。

　　6.张云乔：《旧梦拾零》，32页。

　　7.司徒慧敏：“在暴风雨中诞生”，刊于1982年《大众电影》第10期。

　　8.郁风：《故人-故乡-故事》，北京：三联出版社，2005年，176页。

　　9.夏衍：“走险记”，收录于中华文艺协会桂林分会：《二十九人自选集》，远方书店，1946年，316页。

　　10.张志强：《港九大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8年，88页。

　　11.王人殷、蔡小云：《百年蔡楚生》，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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