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海洋之路：清代香山岐澳古道考Ⅲ

2018-01-16 上午 09:33 来源：王一娜、周鑫；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倪俊明推荐

三

岐澳古道一头是香山县城，一头是澳门。数百年来，数不清的人和物在古道上往来流动。古道将香山、珠三角大大小小的村落、城镇、港口同澳门甚至海外联系起来。明中期以后，香山地区（包括今中山、珠海和澳门）是广东经济文化最发达、海上丝绸之路融入度最高的核心区域之一。清代至民国，香山县城是珠三角著名的商贸中心，澳门更是发展成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国际性贸易港与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窗口。乾隆《香山县志》之所以强调岐澳古道“为恭常、谷字两都及澳门来往要路”，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澳门已成为珠三角西岸的经济中心。

香山岐澳古道考3

图为岐澳古道地图

大量的人群、商品流向澳门甚至海外，并从澳门、海外带回新事物、新信息、新思想和新文化。《澳门记略》描述过当时澳门粤人的职业，“若工匠、若贩夫、若店户，则多粤人。赁夷屋以居”［1］。这些在澳门做活、贸易或定居的广东人许多便是经岐澳古道入澳的。

据实地调查，今天村民回忆“爷爷的故事”，这条路当年热闹非凡，行人有如过江之鲫，不绝于路，有牵马过岭的军士，有坐轿的富商或官老爷，有赴省县赶考的士子，有来往的亲朋，也有往来岐澳两地做生意的小商贩。［2］口述史料表明，不少行商小贩们从香山县城或沿途的村落将稻米、瓜果、蔬菜和地方土特产等挑担到翠微（今珠海）或澳门关闸，再挑担回内陆紧缺的洋火（火柴）、火水（煤油）、蜡烛等，换取生计。《走翠微》长诗的后半部分，对当时乡民的这种经济活动有非常细腻的描写：

再行半路到翠微，时钟恰好到三时。米已卖完投客栈，豆粥一餐当晚饭。幸遇居停好主人，招呼茶水意殷勤。此时渐觉周身痛，脚一洗完寻好梦。最恨睡眠还不足，栈主高呼饭已熟。睡眼懵忪立起床，食完早饭等天光。天色麻沙(石岐话称黎明为麻沙光)到圩市，未到人声已聒耳。最怜小贩皱眉头，个个愁无直板纸。只因拣纸延时候，买货争光惟恐后。卅斤货物打回头，一半青盐一半豆。盐豆分开做两袋，旧路回来跟大队。此时天色阴阴地，共说今天好运气。谁料归途半路中，忽然翻雨又翻风。带得蓑衣只一个，不敢搂身为搂货。北风凛冽雨淋漓，湿透重衣冷袭肌。将到濠头筋力尽，两眼昏花路难认。初更报罢才到家，湿衣换罢全身震。等到天光货卖完，算来赚得十多元……

在这种频繁而持久的商贸活动的影响下，香山城乡追逐什一（十分之一）之利蔚然成风，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观念与生活习惯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农业文化向海洋经济、海洋文化转型。在清代，从香山澳门出口的物品主要有生丝、粮食、茶叶、糖果、茯苓、瓷器、黄金等，进口的物品则主要有食盐、锡、蜡、胡椒、檀香、丁香、象牙、槟榔等。曾经“性事农圃，不务工商”的香山人，主动或被动地被卷入了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一群精通中外贸易业务和语言的香山买办应运而生。［3］

当西方商人和传教士来到澳门后，使得香山人的眼界和观念随着商贸活动的深入开展而逐渐改变。由于他们在长期与西方人的交往中初步掌握了葡语和英语，便有意识、有目的地以中间人的身份，参与到中外早期的现代国际贸易当中。香山买办，在当时西方人开设的洋行、商号、钱庄的买办群体中，以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占据了半壁江山。在19世纪60~80年代，遍布各通商口岸的广东买办，几乎都是香山人。在上海洋行里，香山买办几乎成了“买办阶级”的代名词。晚清赫赫有名的“四大买办”中，香山籍的就占了三个——唐廷枢、徐润、郑观应。香山买办之多由此可见，所以香山也被称作“买办之乡”。［4］

香山买办随着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开放，由南向北不断移动，并成为活跃在各通商口岸城市的新兴力量。香山买办依靠血缘、宗族为基础，随着洋行、洋务企业在香港、澳门、广州、上海、天津各通商口岸的逐步扩展，搭建起香山买办的商业网络，实现了资金、生产方式、管理经验的地域性流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沿海各地经济文化的交往。香山买办在各通商口岸充当贸易中间人角色之余，还从事近代工商业，投资民族工商业。郑观应认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提出“习兵战不如商战”。［5］以唐廷枢、徐润为代表的香山买办，将“商战”由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积极参与新型工商业的创办，成为近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先驱和近代行业的推动者，实现了商业资本向民族工业资本的转移。［6］

清代以来，香山澳门频繁商贸活动影响下的另一个变化是人口的迁移。依托澳门，香山及周边地区的乡民，增加了许多与世界各国接触的机会。根据1979至1981年中山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的统计，中山市华侨共有32万多人，侨居于70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美国是香山人在海外最集中的地方，据建国后的一次统计，在美中山华侨几乎占全部中山华侨的1/2。旧金山华侨“尤以香邑谷恭两都为众”［7］，夏威夷华侨也以香山籍为最多。香山九都除榄都和黄旗都外，其余都在檀香山设有同乡组织，其中隆都从善堂成立于1891年，会员逾万人，为各都之冠。澳大利亚也是香山人海外移民的主要去向。19世纪70年代，在澳洲金矿大开发的吸引下，经香港抵达澳洲昆士兰肯斯地区的香山人最多，曾一度多达当地全部华人的83.3%，四邑人占10.7%，其中又以隆都人最多。因此，在肯斯地区，隆都话非常流行。约在1900年前后，肯斯埠的唐人街两旁，有3/4的商店由香山人开设，约在1890年，香山人已在这里建立了香山会馆和一座香山庙。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海港，也是香山人聚居较多的地方。东南亚地区的香山人80%集中于马来半岛，以新加坡最多，新加坡的香山人约占东南亚全部香山人的60%。此外，英国、法国、荷兰、墨西哥、新西兰、厄瓜多尔、巴西等国也有香山人分布。［8］

岐澳古道沿途有很多华侨村。以南桥村为例，旅居外国和港澳地区的人数众多，先后涌现古润金、古榕、古华康等知名侨商、侨领。又唐家村、下恭都杨梅斜村（今珠海市前山镇梅溪村）、翠亨村等，涌现了诸如唐廷植、唐贻（族名唐富锦）、陈芳、周菘、陈滚等一大批杰出的海外华侨。这些漂洋过海的香山华侨在海外艰苦创业，积累了一定资金后，回乡投资实业或捐资助学等，使香山经济和社会生活有了明显的发展变化。例如，马应彪夫妇、郭氏兄弟（郭乐、郭泉）、李敏周、蔡氏兄弟（蔡昌、蔡兴）等人回国先后创办了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9］；旧金山严迪光父子（南蓢濠涌人）回乡创办迪光电灯所；檀香山华侨朱英利（张家边西桠人）在石岐创办朱英利织袜厂；澳洲华侨郑泗全在中山石岐创办《香山银行》［10］，开创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河。据《檀山华侨》统计，从民国建立后至1929年间，香山归国华侨从政者55人，从商者38人，从医者6人，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者28人，从事工业交通业者7人，共145人。1930年至1933年，华侨为家乡和祖国捐输的款项为：1930年美金51546.48元；1931年美金22628元，洋银12310元；1932年美金76975.95元，洋银261392.2元，港币1000元；1933年美金7988.045元，洋银50922.72元。［11］

香山华侨为振兴家乡、振兴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大变动时期，香山华侨不仅将海外文化带回家乡，还将家乡和祖国文化带到海外，成为了沟通中外文化的重要桥梁。

连接香山大陆与澳门的岐澳古道，是清代官府治理香山、管理海防、管辖澳门的重要官方通道，也是香山及周边乡民从事日常经济活动的重要民间要道。岐澳古道的沿途的文化遗产，浓缩了香山与周边地区开发的历史，见证了香山人从传统农业经济农业文化向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的转型，是广东与海上丝绸之路密不可分的一条纽带。

注释：

［1］印光任编纂《澳门记略》上卷《形势篇》，第35页。

［2］胡兴建：《岐澳古道与桂峰茶亭》，《中山日报》2009年4月12日，第5200期，A5版。

［3］丘树宏、胡波：《和美之城：中山》，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第162～163页。

［4］胡波：《香山买办与开埠后的上海社会》，《史林》2004年第4期；胡波主编《创意与创新：中山创新文化的历史审视》，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第12～13页、20页。

［5］郑观应：《盛世危言》，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586、604页。

［6］侯杰、刘文慧：《“海洋中国”——以香山买办与近代社会为中心的考察》，收入莫华钊等编《买办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广东经济出版社，2014，第44～56页。

［7］唐有淦编：《唐家地区华侨史话》，珠海市香洲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2，第27页。

［8］马永明：《论外部性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以香山籍归侨为例》，暨南大学博士毕业论文未刊稿，2004，第24~34页。

［9］胡波：《创意与创新：中山创新文化的历史审视》，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