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仁坊旁的工务局是近代广州市政制度的产物，与杨匏安在广州生活的时间同步产生，又巧合的是与他的第二住所近邻。

　　根据1920年公布的《广州市暂行条例》中关于市行政组织及其职权的界定，市行政事务由市行政委员会议执行，市行政委员会由市长担任主席、并由各局局长组织而成。《条例》中确立六局，即财政局、工务局、公安局、卫生局、公用局和教育局，并对六局的职能予以明确规定。《条例》中，还专设条款写明市长、局长的薪俸，市长伍百元，局长四百元。在《条例》基础上，又制订了《广州市行政办事通则》。在《广州市行政办事通则》中对市长的职权又进一步明确，第十九条规定了市长职权：（一）对外代表市政府；（二）执行或令行市行政委员会议决事项；（三）监督各局办理事务；（四）裁决及执行不及提交市行政委员会议决之临时紧急事项，但须下次市行政委员会会议时交会追认之；（五）经各局长之陈请，任免各局副局长、课长、技正、专员、技士及其他支领月薪百四十元以上之职员；（六）编造市行政全部预算决算，提出市行政委员会议决之；（七）编造每年市行政报告书呈报省长。

　　1921年的历史地图上，可以看到社仁坊的南面，广卫路的北面就是广州市工务局、卫生局所在的位置，两局的南面为广福巷，西面为华宁里贯穿南北。现在就是杨家祠对面越秀区政府西面的街头公园。

图为历史地图上的民国时期工务局、卫生局的位置。

　　市政公所时的法规尚未出现新旧区域规划要求的差异，在1921年市政厅成立后的新订建筑章程，制度上出现了新旧区的不同控制要求，法规对道路宽度、建筑密度、开发强度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市政厅成立后规定，新区域建筑应有相对高标准的建设要求，道路不能少于24英尺（约7.32米），至少退缩三英尺，建筑面积占基地不超过2/3等要求。

　　在“章程”中，对城市发展的新区也作了相应的划定，其范围主要是东山一带的荒冈、旷野。1921年，广州市工务局发出公告，强调报建的重要性，指出市政公所原制订的建筑章程仍然生效，“查章程施行已久当然继续有效”。市政厅成立后，工务局担心市民有误会，为此重新颁布有关通知。此后工务局又着手章程的修订，“本局成立，以原章程乃临时规定，不可以垂久远。遂从新编制参照外国建筑法求与本市情形适合以期完备”。[3] 此时，工务局学习欧美的城市建筑法规，进一步细化建筑管理章程。

　　随着城市的建设活动频繁，建造技术的进步与城市公共空间秩序建设的需要，1923年11月工务局着手对市政公所原有临时取缔建筑章程进行修订并提出动议。此次修改离原章程颁布施行已过六年，建筑结构与建筑材料产生了新的变化，此是缘由之一。其次，此次动议与工务局受理的报建案增多有关。1921年2月至10月，工务局受理报建建筑事项共8850件，1923年1月至12月，工务局受理报建建筑事项共15410件。工作量骤增，工作效率备受关注，章程的修订中简化一些报建程序是修订的主要内容之一。

　　广州卫生局的成立比香港晚近38年，但香港市政制度的建立是在19世纪中叶。1843年，英国驻华公使兼商务总监璞鼎查成为香港首任总督，同时成立议政局（后称行政局）、例局（后称立法局）协助港督管理香港事务。城市的整洁成为关注的内容。1843年成立公共卫生及洁净委员会，1883年成立卫生局，1887年制订《1887年公共卫生条例》，这些对城市秩序的有效维持起了积极作用。香港的制度强调的是港督绝对的行政主导，英国政府从政治与战略的利益考虑，一直回避香港城市“管理的市政厅与市议会”的问题。1849年、1855年、1894年香港分别提出设立立法局、市议会、民选议席等要求，呈送英政府要求香港地方自治，但多次请愿最终被英国政府驳回[4] 。

　　1867年澳门工务局的成立，澳葡政府开始着手于以港口治理为目标的城市环境改善运动。

　　3. “积厚坊”与环形书院群的记忆

　　广州在近代才形成适应机动车的道路系统，惠爱直街（即中山路）是最主要的干道，“街”是基本称呼与最宽的道路，次之为“巷”。传统形制的“里坊”制度在历史空间上是重要的组成，反映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地图上，今天我们仍可以从中找到即将消失的记忆。

　　在1921年的历史地图上，越秀山的南面山脚处，有一处被称为“积厚坊”街区的对面，注有两处学堂，一是“存古学堂”，西侧是“旅粤学堂”，正与“积厚坊”之寓意吻合。1909年创办的“存古学堂”前身为“应元书院”和“菊坡精舍”，[5] “应元书院”建立于1868年，由时任布政司王凯泰所创立；“菊坡精舍”由越秀山下的长春仙观原址改建，设立于1867年。在山脚下还有著名的书院“学海堂”，为1825年设立。这些书院与大小马站的书院群围绕学宫、贡院等衙门形成一环型书院群，杨家祠就是在这一环形书院、赶考祠堂群中。

图为有督军署的历史地图，东北角就是“存古学堂”。东面就是“积厚坊”，北面为越秀山下的龙王庙。

　　广州中心城区的长兴里的“万木草堂”，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书院。广州近代教育发展是与港澳教育密切互动的，康有为22岁踏足香港、开阔了眼界，1891年在借用“邱氏书院”办学时，强调“中体西用”，培养了陈千秋、梁启超等一批戊戌变法的主力军。在变法失败后，避难于香港。在广州居住期间，康有为住所最初的祖产为曾祖父康云衢所购买，被称为“云衢书屋”，在永汉路即现中山路附近，因开路被毁。康有为除了住在东山的云衢书屋，后来他在芳村花地有康园、小蓬仙馆。 1913年康有为从日本回来，戊戌变法后被没收的财产无法原物归还，就用一处被称为“回龙舍”的房子抵还，后康有为定居上海。回龙舍后因修路被拆，该处为“回龙街”。[6]

　　2004年，广州市政府启动修缮“万木草堂”工程，采取市场运作，在广州市建委领导下设立“广州城市复建公司”，盘活中山路商业地产，利用该资金用于邱氏书院内40多户居民安置、本体修缮和环境改造。2008年对外开放。

图为20世纪20年代历史地图上越秀山南面三元宫附近的历史空间状态，学海堂处于越秀山南面，在大树园、观音庙东侧。

　　4. 粤秀街的记忆

　　粤秀街现在已经消失，它的位置就是民国初期的“督军府”和后来的总统府。

图为作为旧总统府的历史地图。

　　192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广东多次选址比较后，选择了1921年5月孙中山先生任大总统时的旧总统府所在地为孙中山纪念堂的建设地点。此前，清末这里是抚标箭道，辛亥革命后为督军衙署。所以在历史地图上如果细致分析，在现在的孙中山纪念堂的位置分别有“督军府”和“旧总统府”两种版本。在1922年4月至6月，孙中山先生与谢尔盖·达林的多次深谈，坚定“联俄”的信心应该在此地发生。谢尔盖·达林当时到广州出席第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大会。

　　孙中山先生与香港、澳门的关系方方面面，孙中山先生《致郑藻如书》首先发表于澳门的《澳报》，该报于1899年2月创刊于澳门。1898年创办澳门《知新报》的是澳门富商何穗田，他曾经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维新派在澳门的《濠镜报》，也是何穗田先生所办，得到康有为的鼓励和支持。[7] 香港何启先生对孙中山革命高度支持，何启1887年创办雅丽氏医院是为纪念亡妻雅丽氏，这是香港第一间妇孺医院。孙中山先生就读的香港西医书院从1887年至1911年就设立在何启先生创办的医院内，孙中山先生成为首届毕业生。[8]

　　由杨家祠的修缮，扩大至小社区的微改造，再进一步的微更新，注入历史内涵，随着再扩大形成选择从南粤古驿道展示中心，往南至万木草堂、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试验段可以尝试一下。

　　注释：

　　[1] 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64页.

　　[2] 余绳武等编著：《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评》，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49页.

　　[3] 广州市市政厅总务科编辑股：《广州市市政概要》1922年版，第45页.

　　[4] 刘曼容：《港英政治制度与香港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5] 曹思彬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的广州教育》，收录于《浩气长存——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史料》.

　　[6] 庞莲：《康有为的家世和晚年生活》，收录于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三联出版社，2009年，404页.

　　[7] 李长森：《近代澳门外报史稿》，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298页.

　　[8] 陈泽林等编著：《香港第一》，中华书局，2012年，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