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艺术品与族徽的关系是纹章学中讨论的题目，荷兰画家罗杰－范－德－韦登（Rogier van der Weyden，1399—1464）于1460年创作的《弗朗西斯科－德埃斯特肖像》（Portrait of Francesco d’Este），画的背后是意大利贵族伊斯特（Este）家族的纹章。这是意大利一名贵族，费拉拉侯爵里奥奈洛－德埃斯特的私生子，画中手中拿着小铁锤和指环是权力的像征物。背后的纹章绘制细致，将铭言“洞察一切”（to see all）写在纹章之上，下面是画中主角的名字弗朗西斯科。画背后的纹章成为“纹章肖像”，用纹章语言绘制的肖像。美国艺术史教授克莱格－哈贝森评论道：“事实上这是一个如同纹章般被年前、压扁了的形象，这使得弗郎切斯科－德埃斯特成为了与徽章——它为饰板背面平添了魅力——对等的人类形象。此处猞猁（暗指其父亲名字里奥奈洛的双关语）扶持着弗朗西斯科－德埃斯特的徽章，上方有他的座右铭（洞察一切），下方为他的名字“Francisque”，均以勃艮第的宫廷语言法语书写。在被蒙住双眼的猞猁（或是对其座右铭的嘲讽？）两侧顶端树立的字母m和e，代表marchio estensis（埃斯塔侯爵）。[3]这里对肖像的平面化绘制手法和纹章的平面化特征内在关联的逻辑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分析。

图为荷兰画家罗杰－范－德－韦登于1460年创作的《弗朗西斯科－德埃斯特肖像》，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这一作品一直引起西方艺术史家、评论家的持久的研究，纹章的绘制提供了可靠的研究基础，在近代有关研究观点趋于一致。德埃斯特是德埃斯特男爵（Leonello d’Este，Marquis of Ferrara，1407－1450）的儿子，画中的德埃斯特时年30岁左右。他的父亲是伊斯特（Este）家族在意大利政治和文化有一定影响的成员，在1441－1450年之间是意大利Ferrara、Reggio Emilla、Modena的领主。Este家族与德国的沃夫家族同宗，是两支分支之一，另一分支的家族成员后来成为汉诺威王国和俄罗斯帝国君王，而这一支在意大利发展，从1208－1597年是意大利Ferrara等领地的统治者。荷兰在16－17世纪出现了许多室内建筑绘画，教堂室内建筑绘画的画家多使用单点透视技法，加强画面空间的纵深和真实感。荷兰的画家还专门出书研究类似是透视法。如伦勃朗的学生凡－侯克斯特拉登出版了《视觉艺术》专题论文系统介绍透视法的知识体系。17世纪荷兰现实主义绘画追求的真实感，在室内的建筑绘画中还充分体现艺术家对建筑结构的理解，对建筑构件的准确、理性的表达。

　室内建筑绘画出现了许多感染力强烈的画作，荷兰哈勒姆市圣巴弗教堂（Grote Kerk，Haarlem）是经常被绘制的主题。代尔夫特出生的画家杰拉尔德－霍根吉斯（Gerard Houckgeest，1600—1661）专攻教堂室内绘画，哈勒姆市圣巴弗教堂、代尔夫特有荷兰国父之称的威廉一世（William the Silent）墓地的“新教堂”（Nieuwe Kerk）等教堂室内建筑环境都成为画家重要表现的题材，留下许多室内建筑绘画不朽的杰作。今天在荷兰哈勒姆市圣巴弗教堂中的纹章画作，依然保持17世纪圣巴弗教堂室内绘画中展示出来的悬挂方式。华南理工大学红楼学弟梁焯文在荷兰读书，专程到了哈勒姆市圣巴弗教堂拍摄了纹章悬挂教堂中的照片。

图为荷兰哈勒姆市圣巴弗教堂中的纹章，教堂中逝者纹章的菱型悬挂方式。

图为《哈勒姆圣巴弗教堂彌撒中》（Grote Kerk in Haarlem during Bass），创作于17世纪，藏于鹿特丹美术馆。

　　奥地利施图拜谷地新施蒂夫特（Neustift im Stubaital）常住人口仅为4510人，施图拜谷地新施蒂夫特小镇的圣佐治教堂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标志性建筑，建于1768年。此前在1516年设立了一座教堂，后毁于大火。教堂后的墓地是居民作为礼拜后经常到的地方，整理自己的先人的墓地，在墓前为鲜花淋水，这是我所见到的与先人最近的聚居地，鲜花长新。

图为奥地利施图拜谷地新施蒂夫特教堂后的墓地。

　　（2）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寻根活动

　　近年欧洲之外的国家纹章学和族谱研究非常活跃，北美洲、大洋洲等国家通过纹章和族谱关系研究寻找家族迁移的轨迹，如2009年在新西兰召开了澳大利亚族谱与纹章大会，2017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美洲的族谱——先锋者和家族”的族谱大会，主题是我们寻找古老家族的轨迹（We search traces of old famles）等等。近期有美国学者Joseph Mcmillan分析族徽与美国州纹章关系，2016年“国际族谱和纹章大会”论文中有一篇主题为“从个人到省的纹章：在大不列颠北美州纹章与殖民地身份象征”（From Personal to Provincial Arms：Heraldry and colonial identity in British North Americ，Joseph Mcmillan），文章分析了美国13个州的纹章包括马里兰州、特拉华州、宾夕法尼亚州等与大不列颠王族纹章联系，族徽与北美洲英国殖民地的美国13个州纹章演变关系[4]。

　　巴尔蒂摩男爵是爱尔兰的贵族头衔，产生于1625－1771年。爱尔兰贵族卡尔弗特（Calvert）家族的成员乔治·卡尔弗特（George Calvert，1580－1632）是大不列颠的议员，狂热的殖民主义者，是第一位获得巴尔蒂摩男爵头衔的英国贵族，1623年购买了大量北美洲的土地，其儿子受封成为英国殖民地美国马里兰的总督，也是第二位巴尔蒂摩男爵。现在马里兰州的州纹章和旗帜是乔治的家族族徽的传承，盾面四分区，两分区重复，分别来自乔治父亲和母亲的家族族徽。在1692年－1715年没有使用这一纹章，1874年重新使用这一家族的纹章为州的印，1904年正式通过议会授权使用以传统纹章图案为基础的州旗。

图为英国卡尔弗特家族族徽和美国马里兰州的纹章。

    （二）族徽和家族轨迹

　　德国在1949年成立“德国纹章和族谱协会” 协会的铭言是“我们寻找古老家族的轨迹”（We search traces of old families）。1961年英国成立了第一个纹章和族谱学习中心，为大众提供族徽、家史等历史文献，开设培养课程，指导爱好者学习纹章知识，族谱研究方法，最后通过考试获得专业资格证。

　　（1）独一性的族徽

　　传统纹章规则要求纹章不能重复，换言之，纹章具有独一性。德国施泰因富特县纹章分三部分，中心为施泰因富特公爵纹章的寓意物“红色天鹅”为中心。施泰因富特县的纹章是施泰因富特（Steinfurt）“红色天鹅”处于中间，红色的横条象征着明斯特（Munster），明斯特的城市纹章是传承14世纪黄色、红色和银色的横带的纹章，是1306－1310年的明斯克主教（Konrad I.von Berg）的纹章原型。“三片红色萍莲叶”（seeblatt）来自历史上特克伦堡（Techklenburg）伯国的纹章寓意物。

图为德国施泰因富特县纹章和明斯特的城市纹章。

　　德国莱茵兰－法耳茨州的贝尔恩卡斯特尔－威特里茨县重新组合建立于1969年，贝尔恩卡斯特尔与威特里茨合并而成，贝尔恩卡斯特尔－库埃斯市的寓意物基本保留。贝尔恩卡斯特尔－库埃斯市的纹章进行改进，与1951年前纹章和现在使用的纹章对比，是贝尔恩卡斯特尔－库埃斯市的城徽去掉了里尔主教的十字架小盾徽，增加了小龙虾（Crayfish），这一特殊寓意物来自出生于这座城市15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天文学家尼古拉斯（Nicholas of Cusa，1401－1464）的家族纹章寓意物，他家族的名字为Cryfftz（德文Krebs），有虾蟹之意，这是双关语的纹章。贝尔恩卡斯特尔－威特里茨县盾面特殊寓意物小龙虾来自15世纪尼古拉斯（Nicholas of Cusa，1401－1464）家族的纹章寓意物。在德国有另两座城市使用这一特殊寓意物，分别是勃兰登堡州的科特布斯（Cottbus）市的城市纹章和巴登州的巴特武尔察赫（Bad Wurzach）城市纹章。科特布斯市最早是索布（Sorbs）人聚居地，东德时期重要的文化中心，现在是一座大学城，人口10万人。

图勃兰登堡州的科特布斯（Cottbus）市的城市纹章和15世纪尼古拉斯家族的纹章。

　　（2）族徽转化为城市的公共图腾

　　日耳曼纹章文化的显著特点是稳定性，在欧洲可以说是最强的，家族纹章由下一代传承下来，在城市市政厅产生时，家族纹章造型又转化为城市纹章，成为城市公共的“图腾符号”，德国许多城市纹章因此有数百年的历史。

　　1965年扩大范围后贝尔恩卡斯特尔－威特里茨县重新添加了里尔的红色十字架和红白相间的方格子，原来威特里茨（Wittlich）的圣彼德钥匙合二为一，在两次产生的纹章中保留了在欧洲传统纹章文化极为少用的这一特殊寓意物来自15世纪尼古拉斯家族的纹章寓意物红色小龙虾（Nicholas of Cusa）。

图为在1951年前贝尔恩卡斯特尔-库埃斯市城徽和现在使用的贝尔恩卡斯特尔－威特里茨县纹章。

　　（3）格列芬家族：鹰头狮身兽的狮鹫

　　格列芬家族（House Grifins）是格列芬或者狮鹫的纹章使用者，波美拉尼亚人（Pomeranians）是生活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斯拉夫部落，形成于6世纪。12世纪波美尼亚人瓦里斯洛瓦一世（Warislaw I，1091—1135）成为第一任波美拉尼亚公爵（Duchy of Pomerania），12世纪至17世纪是强大的波美拉尼亚公爵为首的波美拉尼亚家族，曾经统治过波兰、卡尔马联盟、丹麦、挪威、瑞典等王国，在12世纪也称为格列芬（Griffin）王朝，因为鹰头狮身兽的狮鹫是波美拉尼亚家族的纹章寓意物。狮鹫就成为波美拉尼亚诸公爵领地有关的城镇和后来的普鲁士波莫瑞省的纹章寓意物。

图为波美拉尼亚公爵纹章和梅克伦堡家族纹章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

　　从1214年起格列芬成为波莫瑞诸公爵的纹章，后来普鲁士波莫瑞省及罗斯托克市等的纹章均用它为寓意物。梅克伦堡家族也统治这一地区，从1219年梅克伦堡不同王朝以戴王冠黑色公牛头为像征物。两个特殊奇特的图像和勃兰登堡的红组合成为鹰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纹章。

　　瑞典斯科纳省的马尔默市城市纹章是在欧洲最早使用格列芬神兽的头像的城市，可追溯到瑞典旧历史时期，1437年将鹰头狮身兽波美拉尼亚公爵也是第一任卡尔马联盟国王埃立克国（1382—1459）授予马尔默市的使用权。

图为马尔默纹章授权书和从1437年开始使用的马尔默城市纹章。

图为瑞典斯科纳（Skane）省的纹章。

　　瑞典马尔默市的冰球队徽是古老符号的新设计。马尔默市红鹰（Redhawks）冰球队的队徽采用“红鹰”，也应是这一古老的符号象征的传承，是具有现代设计特点的格列芬头像。1917年建立的瑞典著名的斯科纳AB 汽车生产商的商标也是使用来自斯科纳省纹章的格列芬，现在是世界著名汽车品牌。2016年国际族谱和纹章大会瑞典学者Henrick Klackenberg有专文对格列芬纹章动物进行专题研究，从题目就可以看到时间跨度之长，“格列芬之路——从波美拉尼亚公爵到瑞典卡车”（The wayof griffin: from duke of Pomerania to Swedish truck,Henrick Klackenberg），文章分析了来自东方艺术的古代神兽鹰头狮身神兽从中世纪纹章出现时就成为纹章学的至爱，继续随着十字军东征仍为广泛运用，13世纪波美拉尼亚公爵选择这一神兽为象征，随着统治者领地扩大从丹麦到今天的瑞典，建立于1937年现在总部设立在斯德哥尔摩的SAAB小汽车生产商的商标和建立1917年瑞典斯科纳AB卡车生产商的商标均使用这一传统纹章动物；

图为马尔默市著名的“红鹰”冰球队的队徽采用“红鹰”标记，在马尔默主场“红鹰”冰球队运动员休息室到处可以看到这一造型的装饰。

　　二、古驿道与人类的迁徙和聚居

　　 “南粤古驿道”概念最早的萌生是在2012年绿道升级时，2012年5月在阳江思考过：绿道建设注意与城市的绿地系统建设结合，数个城市间及绿道串联起来，某种意义讲是形成一个步行体系，实现休闲、遮阴空间，涵盖了旅游功能。2012年5月16日在茂名思考过：绿道作为改善城乡微交通的手段，乡村小学生上下学的道路开辟绿道，可以想象学生是在交通安全、舒适微交通环境的改善中上学途中，功德无量的一项民生工程。2012年8月10日在深圳思考过：关于珠三角绿道使用率在20％左右，要尽快增加绿道的“节点”，节点也是指兴奋点。增加具备教育、文化、体育、领域功能等有价值的节点，即优先考虑有利于展示文化、改善校园环境和学生出行条件、方便体育活动的节点。把全省1560处文物点用历史照片、图纸和文字等信息通过标识牌的方式展示出来，提升绿道的文化内涵。借助绿道，组织开展绿道主题节庆。但动静不大。

　　2014年建议将粤东西北的绿道建设与广东历史人口从中原迁徙路线结合起来，回答“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也是动静不大。2015年11月在广西恭城召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场会议时，望星空问该如何创造性地推进而走不同的振兴乡村之道。基于贫困的产生根源思考，基于乡村文化遗产的败落，基于未来城市人的幸福生活形态，从交通工具和方式转变想起了古驿道。为将动静搞大，决定利用体育营销的方式。目前，南粤古驿道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不妨再回到原点，学界能否通过古驿道的真实空间，结合族谱、姓氏、方言等研究领域，为我们自己寻找回先辈的迁徙轨迹。

　　今天，我们回到原点，从南粤古驿道的复兴寻找“你从哪里来？”这一命题大有可为，这里仅提供一些可切入的话题供学界研究参考。

　　（一）关注水系和古道旁的乡村聚落

　　广东的西江水系、北江水系、东江水系和韩江水系与湘、桂、闵的人口迁移路线密切，水驿是南粤重要的交通系统。分析梳理家族迁徙线路，确定是从水系即沿河流、沿海岸移动，还是翻山越岭沿古道而行，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驿道与乡村的关系体现在驿道通达性和人口聚集地生存条件，因为驿道而有了村庄，而村庄发育成熟后，当新移民增多时，或者为寻找避开战乱，在驿道纵深处重新开辟新的聚集地。停留在驿道旁的聚落研究分析远远不充分，向纵深方向挖掘可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驿站是驿道的重要节点，休息、补给和防御功能，在中国和欧洲的驿站在基本功能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欧洲的驿站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变，成为一定规模的城镇，这种城市化演变的现象在中国很难找到。

　　制度是城市发展动力，在欧洲，许多驿站逐步变为贸易集市，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得到领主的授权获得城市自治的地位，相对自主的税收制度促进贸易发展，城市聚集度增大。反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有异于欧洲公国林立高度碎片化的封建封地制度，长期以来是中央集权帝国制度，驿站是州郡之间传递文书的过渡转换点。正因中国国情的特点，乡村的聚落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在村落和乡镇中，寺庙和祠堂的历史将是讨论的焦点。湛江太平镇通明村6000多人，属于革命老区，二级渔港，村中的宣封庙与广东海防有密切关系，在广东族群的迁移研究，军事海防所引起的迁徙是重要的动力之一。

图为湛江太平镇通明村的宣封庙。

　　（二）侨批传递线路是重要的依据

　　历史文献是记录重大历史事件或某类长期的活动、某个行业或家族的发展，相关历史故事会在一定的场地、历史建筑中体现，可能涉及到一座城市和地区，关联到一批同类型的不可移动文物。城市如果通过分散在城市或不同区域与历史文献相关的场地、历史建筑和物质与非物质的遗产有机串联，以点带面，形成网络，这一网络的形成是以文献步行阅读展示、了解城市历史文化的网络，城市成为可以阅读历史的城市。网络的形成可以结合城市的步行系统，从而增加步行系统的历史文化内涵。利用各遗迹的串联，使文献的保存是通过城市空间网络加以展示，城市的文脉和历史延续与历史文献高度统一。近年成为《世界记忆》名录的“侨批”十万多份之多，存在分析这一潜在的历史网络空间可能性，而且历史事件的主角不是王公贵族的权贵，是千万个为“活着”的普通家庭，牵肠挂肚的无奈家庭分离。“侨批”是通过分散在城市的众多侨批局沿只古驿道进行分发，将侨批局和古驿道加以利用与保护，扩大了“侨批”阅读和展示空间，也帮助后人找回家族迁徙之路。

图为汕头西堤公园侨批纪念地的过番纪念柱。

图为侨批从汕头西堤公园的传递路线。

　　（三）中国传统族谱与历史地理空间的重叠线路才可能显影

　　如果将目前对广东族谱的研究与南粤古驿道历史空间线路结合起来，这将是具有突破性的每个个体寻找家族的来源的成果。

　　族谱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和全面，贝闻喜先生等所著的《潮汕半山客》于2005年出版，选择了“半山客”这一特殊族群的迁徙进行研究，颇有启发，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潮汕半山客是客家民系的一个分支。自南宋到明初，大量迁徙到粤嘉应州的客家人，经过二百年左右的开始种植繁衍生息，虽然田地由宋元时期的67744亩，增加到明万历九年（1581年）的422324亩，但人口增长更快，山多田少，收获所得难以满足需要，于是，自明代中期起，他们逐渐向粤东南、粤中、粤北迁移。其中，一部分人到达饶平的元歌都（现在的上饶区）和原揭阳县蓝田都（现丰顺、汤坑片）。丰顺《陈氏族谱》载：“陈氏世居中原。……西晋末年，迁福建宁化石壁村，后迁至江西吉安府太和县。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先祖任循州儒学公堂，定居兴宁。八十八世祖为彰、为忠，分别迁丰顺罗屋寨莲塘和汤坑石湖创业。”

　　作者分析了部分半山客人潮语化现象，分析非常详尽精确，在书中写到：

　　“经过四五百年的潮客交往，相当部分与“福佬人”接壤而居的客家人，语言与习俗已逐渐福佬化。我们查阅了汕、潮、揭三市的地名志及一些乡镇志等资料，有文字记载的约有109234人，其他没有取得文字记载资料的，可能也为数不少。“

　　作者为了更具体了解原客家人迁入潮语村镇的时间、地点和现在人口数，特把所得资料，制成简表。如揭东县新亨镇秋江村陈氏于1664年因避兵祸由上杭县迁此，2005年有5000人；饶平县浮山镇浮汕村钟氏于南宋1242年从福建龙岩迁至此，4532人；潮安县凤凰镇凤西村徐氏于清康熙九年从大埔德州迁于此，708人；潮安县凤凰镇福南村明万历从饶平三饶河口迁至此，3141人；普宁县梅塘镇老墩柄马氏明末从汤坑客区老墩柄迁至此，1300人。[5] 有了出发点和新聚居地，缺乏的是交通联系线路。

　　如果结合古驿道的走向，从实体空间上更加具体地寻找到陈氏等先辈走过的古道，今天陈氏后人再沿古道回上杭等地，寻找自己的祖辈的走过的艰辛之旅，南粤古驿道的历史价值将更加有现实意义。

　　下图为2005年本人在波士顿拍摄的波士顿城市模型，2017年我又看一批南粤古驿道年轻的保护者和建设者站在同一模型前，讨论学习美国历史游径的建设和管理经验，对古迹保护重要性共同认知使我对通过南粤古驿道回答“你从哪里来？”的问题充满期待。

图2005年本人在波士顿拍摄的波士顿城市模型。

　　注释：

　　[1] www.congress.no

　　[2] www.congress.no

　　[3] ［美］克莱格－哈贝森著 陈颍译 《艺术家之境——历史背景下的北部欧洲文艺复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127页。

　　[4] www.congress.scot

　　[5] 贝闻喜，刘青山，李铎著，《潮汕半山客》，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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