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南粤古驿道红色寻踪”是在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相关重要讲话精神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古驿道活化利用范例，是作者基于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同志及其团队所作的《寻乌调查》，从历史地理的分析视角来探讨南粤古驿道保护和开发利用的阶段性成果。地理学家梁国昭老先生评价：“本文利用历史文献，结合GIS等新技术，还原20世纪30年代的交通地理状况，在寻找南粤古驿道的过程中，提供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历史地理信息，具有创新性。”梁老先生从三方面对其文献价值进行了肯定： 1）寻乌属珠江流域，地域上属岭南，寻乌水和定南水乃东江两个主要源头，对东江流域生态保护和水陆交通地位重要。最东面跨越南岭的古驿道筠门岭驿道（揭阳岭通道），是沟通长江流域与粤东地区的重要通道。从长江流域越过筠门岭之后，进入珠江流域，第一站就是寻乌。从寻乌到粤东各地的水陆交通显得十分重要。“盐上米下”的格局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本文为此提供了珍贵信息。 2）南岭在地理上的定义是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山地。从本文看来，筠门岭通道地位相当重要，这是当年连接红都瑞金与寻乌及南粤东部地区的重要跨越分水岭的通道（驿道）。所以毛泽东和他的团队专门作了寻乌调查。 3）“五岭”是古时跨越南岭的五条最主要交通要道，并未包括揭阳岭，有专家认为，南岭应为“六岭”更合适。本文也为该观点提供了重要的佐证信息。由此可见，本文的文献贡献并不止于红色寻踪，其提供的历史地理信息，为学界的一些有争议性的观点提供了很重要的佐证信息。

　　作者简介：  

　　许瑞生（1962-），男，广东汕头人，中山大学人文地理专业博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区域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

　　“古驿道”，是古代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人员往来的通路，包括水路和陆路，官道和民间古道，是见证中华文明发展、再现中国古代历史风貌的文化之路，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遗产保护价值（许瑞生，2016）。“南粤”是广东省的古称。“南粤古驿道”指广东境内的古驿道，是历史上岭南地区对外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的通道，也是广东历史发展的重要缩影和文化脉络的延续（许瑞生，2016；唐曦文等，2017）。2016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文化自信和“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留住历史根脉，传承中华文明”等重要讲话精神，广东率先在全国开展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打造展现岭南历史文化和地域风貌的华夏文明传承之路。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南粤古驿道活化利用已成为促进广东城乡经济互动、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新型动力（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17；吴晓松等，2017），不仅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古驿道活化利用和保护提供了重要示范，而且为国家实施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战略提供了新的有效的政策工具。因此，如何活化利用古驿道，提高其综合利用效益成为古驿道和乡村旅游研究的重要问题。

　　目前，关于古驿道的活化利用注重挖掘当地传统文化内容、历史遗迹和人文故事，通过与地域特色历史文化主题相结合，如与瓷道、科考之道、家族迁徙之路、西学东渐文化之旅等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结合，开展特定的文化主题徒步活动和体育休闲运动，满足了现代都市人在户外运动、野外探险、亲近自然、文化体验等方面的精神需求（石莉，2014；许瑞生，2016；朱雪梅，2017）。

　　为进一步丰富古驿道综合旅游开发功能，本文提出古驿道与红色旅游相结合的活化利用方向。红色旅游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事迹和精神为内涵，满足旅游者缅怀红色经典、参观游览的旅游产品（黄静波，2015）。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漫长的革命过程留下了丰富的革命历史遗址和文化资源（张广瑞，2008），挖掘这些红色文化遗产，探寻其与古驿道的结合之道，可以探索和开发出一条“红色、古色、绿色”多种资源融合的旅游线路。古驿道一般位于远离现代城市的乡村地区，而红色旅游资源在毛泽东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指导下也大部分分布在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地域（杨洪，2011），这使得两者的结合具有天然的地理基础。

　　红色旅游自2004年开展以来，在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发展迅速，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显著（谭曙辉，2008）。挖掘古驿道的红色文化，将使游客在享受中华历史文明之旅的同时，重温革命历史，感受革命精神，增强历史责任感，使游客将个体生命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联（徐克帅，2016），有助于加深游客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和认同（左冰，2014），使古驿道具有历史、文化、生态、政治的多元价值，提升其旅游吸引力，对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古驿道和红色旅游结合也将有利于古驿道活化利用，借助全国红色旅游发展政策获得更多的政治和政策支持。

　　在此背景下，本文拟从历史地理的视角，探寻南粤古驿道红色旅游文化资源的基础，主要利用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5月所作的《寻乌调查》报告，借助GIS技术，通过分析寻乌与南粤的交通、信息（邮政）和经贸联系，挖掘和再现南粤古驿道的红色文化遗产，揭示古驿道和红色旅游结合的史实基础，以期为未来规划和建设南粤古驿道红色之旅提供依据，为开展古驿道红色文化遗产分析提供方法借鉴。

　　1 研究区域、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20世纪30年代以寻乌为代表的粤、赣、闽边区，大致包括现在3省交界地带的14个县（县级市），具体为广东省的和平县、龙川县、兴宁市、平远县、梅县、蕉岭县、南雄市，江西省的寻乌县、安远县、定南县、龙南县、全南县、信丰县，福建省的武平县（图1）。

图1 研究范围

　　该区域在历史上部分属于平远地区，地理位置具有典型的边区特征。毛泽东认为3个交界省份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大，因此可主要以寻乌为代表进行调查。寻乌与南粤地理上唇齿相依，民俗、文化与语言相通。在公元前214年秦设置龙川县时，寻乌是龙川县的一部分，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南越国的版图里。寻乌在明万历年间设县，其区划在历史上频繁调整，管辖范围在民国时期部分属江西的安远县管辖，设置石桥堡，其地域为澄江、三水、仁丰、县城等区；部分属广东平远县管辖，其地域是双桥、南八、兼三等区。

　　1.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历史文献资料来源于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5月所作的《寻乌调查》报告。当时，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毛泽东利用红军在安远、寻乌、平远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在寻乌开展了20多天的社会调查，对寻乌的政治区划、地理交通、商业活动、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的状况，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考察，这是当时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后来整理成《寻乌调查》，共5章39节，8万多字。《寻乌调查》既是革命文献，也是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方法指南。虽然《寻乌调查》的调查区域不在南粤，但通过分析，发现南粤与寻乌之间具有丰富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而这种联系在历史意义上构成了南粤古驿道的红色文化遗产。

　　历史地图数据主要有《广东全省公路路线图》（1937年）《广东邮务区舆图》（1925年）《最新广东省明细大全图》（1931年）。其中，《广东全省公路路线图》由1937年11月广东省建设厅公路处工务科编制制作，为石印本，彩色，比例尺为1：1 000 000，尺寸为59.3 cm×100 cm，现收藏于国家图书馆。该图详细绘制了全省的公路路线，特别用红色标注有路面通车路线和土路通车路线；聚居地分县城和圩市镇村2种类型。属于最早的广东公路规划图之一，非常可贵的是，该图既有上世纪广东省的道路现状，也有正在施工的道路，又包括有规划的道路，广东省的公路规划突破行政区域，将周边省（湖南、江西、福建省）的交通联系综合考虑。《广东邮务区舆图》于1925年由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印制局制作，为彩色，比例尺是1：675 000，尺寸是98 cm×134 cm，现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图中详细绘出了河流和邮路，各段邮路注有里程，邮路沿线地名注记详细，重要地名中英文并注，附有图例，邮局等级分类、路线以及海运线路，可以印证《寻乌调查》中的邮政现状。《最新广东省明细大全图》制作于1931年，正好是毛泽东进行寻乌调查时期，地名和实际历史地理场景比较接近。

　　其他数据包括遥感影像数据和历史图片、照片等。其中，遥感影像数据源于研究区域分辨率4.40 m的遥感影像。

　　研究方法主要基于历史地图和《寻乌调查》等历史文献，应用GIS技术，结合整理历史数据并还原为当代地理坐标数据，绘制成图。另外，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将历史图片、历史文献与实地调研、访谈相结合，形成相互佐证的观点。

　　2 20世纪30年代寻乌与南粤的历史地理关系

　　2.1 交通联系

　　交通运输是贸易活动的关键。寻乌与南粤的区域交通系统有着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在区域贸易辐射范围的有效性上。利用《寻乌调查》和同时期的历史地图相结合，可以对当时的区域交通系统进行准确地还原。《寻乌调查》详细阐述了陆路交通的路程长度和方向，确定了南粤梅州地区与寻乌的交通关系，其中以寻乌的石排下为中心描述了陆路：

　　“一条经过吉潭（三十里）、澄江（六十里）、盘古、通筠门岭（一百一十里），为兴国、于都、会昌通广东的大路。一条经过县城（三十里）、三标（六十里）、太阳关、通安远城（一百四十里），为信丰、安远通梅县的大路。一条经过车头（二十里）、留车（三十五里）荒塘肚（六十里）到兴宁之罗浮（九十五里）、罗岗（一百五十里），往兴宁、五华，为寻乌下惠州的大路。”

　　以上提到的3条主要线路，目的地均是梅州、惠州、南雄等广东境内的城市，均为“大路”。其中，筠门岭是沟通长江流域与粤东地区的重要通道，也是民国时期连接红都瑞金与寻乌及南粤东部地区的重要跨越分水岭的通道（驿道）[1]。寻乌是从长江流域越过筠门岭之后进入珠江流域的第一站。除以上3条大路外，《寻乌调查》中还提到许多作为交通要道的小路：

　　“另有几条小路：一条从澄江通安远挖补界之罗塘（三十里[2]），再由罗塘往下坝，北往门岭。一条从吉潭经小田、船肚、书园往平远（六十里）。一条从县城经大炉下、滋溪、剑溪、赖地往武平（一百八十里）。一条经上坪通安远南乡之胡山（六十里），再由胡山北往安远城，西往太平（三十六里）、鹅公圩（六十里）。一条从县城到新圩（六十里），再由新圩经公平圩、两广亭（四十五里）、往定南之鹅公圩（八十里），再南经鹅公圩，西往定南城，西经鹤子圩往信丰。由新圩经菖蒲（二十里）往龙川城（二百四十里）。由菖蒲通兴宁城（一百八十里）。”

　　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历史地图进行GIS校准处理，与遥感影像结合，可对《寻乌调查》中提到的道路系统进行还原，得到同期粤赣两地区历史古道交通网络（图2）。

图2 20世纪30年代寻乌及其周边地区交通系统

　　从图2可以看出，《寻乌调查》中对陆路分级清晰。寻乌通向广东的大路、小路与水路，构成较为复杂的交通网。其中通往梅州、罗岗的，均为大路；通往兴宁、龙川的，为小路；寻乌往西至定南县转南下的小路，依然回到寻乌的菖蒲，菖蒲古称“篁乡堡”，现在仍为江西最靠近广东龙川上坪镇边界的乡。人力运输是当时小路常见的交通运输方式，大路则更多依靠骡马。《寻乌调查》中关于交通运输的描述体现了传统驿道的特点：

　　“陆路交通运输工具大多数是活人肩胛，其次是骡马。县城通梅县大路骡马很多，县城通门岭、县城通吉潭两条路也有，此外没有。运输的骡马骡多马少，但普遍一概叫马子，用马子驮的货物以盐豆为大宗。”

　　水路也是当时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寻乌水在汇集了九连山脉的半迳水等水系流经河田渡后，与定南水系混合汇入老隆东江主干流。河田渡村现在还使用此名称，为龙川与兴宁交界的村。寻乌水与小路结合是粤赣边区较普通的交通路线，如《寻乌调查》中写到“寻乌水从桂岭山盘古隘一带山地发源，经澄江、吉潭、石排下，东头、留东、流入龙川，下惠州，故寻乌水乃是东江上游。船可通过澄江”（图2）。在东面的石窟溪水较丰，成就了新铺形成水运码头，《寻乌调查》中述及新铺属于蕉岭地界，离梅县30里，并特别指出从寻乌至大拓通新铺的通道，新铺是水路联接松口的码头之一。寻乌与安远、武平、平远形成基本几何距离均等的关系，但从可达性比较，通往南粤的平远更为便利。《寻乌调查》还对水陆交通转换的成本进行了估算：“龙川客子出本钱，本地木商作辅助”。因为龙川有水路通寻乌，伐木绑扎后顺流而下，利用自然的水流为动力节约运输成本。

　　20世纪30年代寻乌与江西、福建的联系不及与南粤方便，《寻乌调查》中这样描述当时的交通运输状况：“县城通梅县大路骡马很多，县城通门岭、县城通吉潭两条路也有，此外没有”。寻乌边区与南粤的梅县腹地主要通过寻乌－平远－梅县和寻乌－平远－石正墟－兴宁的通车路线联接，其中石正墟至兴宁的道路为有路面通车路线，但寻乌－留车－罗浮通兴宁的道路，部分土路不具通车能力，是规划线路。寻乌至福建的武平也没有通车路线。另一方面，为九连山所隔，寻乌至澄江的北上土路有通车能力，但至江西省内的安远、定南等县的土路不具通车能力。

　　寻乌边区的通车状况与南粤地区差异巨大，形成鲜明的对比。20世纪20－30年代是交通多元化的时期，在广州，汽车运输占有一定比重。1920年广州市政公所颁布的《广州市政公所修正车辆交通章程》将车辆分为手车、马车、货车、手摇车、汽车和其他有轮车。20世纪20－30年代，广东进入半机动化交通时代，而在寻乌的大小路上，基本没有机动车。这一点在1937年制作的《广东全省公路路线图》中可以看出（图3）。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通过匹配《寻乌调查》与图3中的道路地名等信息，对寻乌－梅县－武平区域的交通路线进行局部还原，可更清晰地展现该区域的历史交通状况（图4）。从图3、4可以看出，寻乌南下广东的相邻地区交通状况都很好，如梅县至松口等是土路通车路线，梅县至兴宁、五华、龙川等主要是有路面通车路线。信丰县与南雄之间通过土路联接乌径，再直接连接有路面的公路。河源至紫金、五华、龙川也形成了有路面通车的路线。粤汉铁路周边的城镇道路较好，从曲江、始兴、南雄至乌迳镇为有路面通车线路，至信丰为土路。

图3 《广东全省公路路线图》及其局部

图4 区域交通状况与规划路线的局部还原

　　2.2 邮政联系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邮政体系正处于变革发展中，现代通讯信息联络方式已开始在粤赣闽边区建立，寻乌是边区的一个邮政中心，与广东平远直接联系。《寻乌调查》指出：“过去电报局设在吉潭，民国十一年移到县城。电线由吉潭通寻乌城，通筠门岭，通平远”。

　　利用1925年制作的《广东邮务区舆图》（图5），可以展现当时的邮政通讯情况。由图5可见，电话线路在粤赣地区建设相当不足，反而河源县的出线较多，这里三江汇聚，水运在交通尚不发达的历史阶段，幅射作用明显。图5反映了经济活动在20世纪20－30年代与邮政的分布关系，广东经济较发达，通讯也较发达。

图5 《广东邮务区舆图》及其局部

　　同样，通过数据资料匹配，根据图5，利用GIS技术可还原该区域的邮务路线（图6）。由图6可见，寻乌为三等邮局，但在与南粤的联系上仍处于边区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寻乌边区的邮政联系也明显落后，如在寻乌的澄江镇仅设三等邮局，而南粤的梅州、兴宁、蕉岭（镇平）、连平、始兴、南雄等都是二等邮局。图5、6与《寻乌调查》中提到的寻乌的邮政通讯情况吻合：“县城是三等邮局。一路走吉潭，澄江通门岭。一路走牛斗关通八尺，再由八尺通梅县；另一路八尺分一路通平远”。平远的“八尺”在交通贸易、邮政转换等方面对寻乌意义重大，因八尺是向南和向东通向广东的门户和交通重镇。

图6 区域邮政路线图的局部还原

　　在《广东邮务区舆图》中，以华里为计量单位。通过图例，可以了解邮政系统的等级分类，共7类，分别是邮务管理局、一等邮局、二等邮局、三等邮局、邮寄代办所、村镇信柜、村镇邮差所经之处。邮递的时间快慢也有5种，分别为：逐日昼夜兼程邮班、逐日邮班、间日邮班、每三日或次数较少之邮班。《广东邮务区舆图》上明确表现了寻乌为三等邮局，《寻乌调查》也提到“县城是三等邮局”，毛泽东提到1922年电报局从吉潭移至寻乌，图6上吉潭仅为邮寄代办所，同时牛斗光、八尺、大柘、平远等均为邮寄代办所，兴宁、嘉应、镇平、松口等为三等邮局。毛泽东同志又讲到邮班问题，是“旧历一、三、五、七、九走八尺”，《广东邮务区舆图》上显示是逐日邮班。《寻乌调查》中写到寻乌往梅县二百四十里、往兴宁二百四十里，此图印证调查报告颇为准确，寻乌至牛斗光45华里，牛斗光至八尺25华里，八尺至大柘60华里，大柘至梅县100华里，共二百三十华里；从大柘至石正25华里，石正至黄陂40华里，黄陂至罗岗30华里，罗岗至兴宁90华里，共305华里，大柘往兴宁有小路近路，因此具体数据有些出入。

　　2.3 经贸联系

　　寻乌与南粤形成了生产和消费的流通圈，在特定的交通条件下，互为服务辐射半径。九连山是粤赣之间的山脉，东江水源地之一，寻乌被九连山所隔，与赣的联系不如与粤方便。《寻乌调查》中大篇幅描述与寻乌相关的贸易线路以及货物的来源地和发散批发地，梅县、五华、平远、兴宁、蕉岭、龙川和南雄等是报告中常提到的广东地点，更远的包括广东的惠州、潮州和广州。《寻乌调查》中概括性地指出了当时货物流动的特征是“盐上米下”。寻乌与瑞金、兴国、于吉等江西境内的货物交易集中在米、豆和茶油，寻乌作为中转站具有交通转运的市场功能。江西通过寻乌的交通系统输出到广东的大部分是农副产品，如《寻乌调查》中提到：“这一条路上的生意，大宗是鸡，次是牛，又次是猪”。寻乌设置了牛市场，广东梅县、平远、蕉岭的人是买主。《寻乌调查》中分析了信丰到梅县的生意，其中对猪的贸易线路叙述详细：“信丰来的最多，安远次之，走两条路来，一条从安远城，经寻乌城，走牛斗光、八尺去梅县”。

　　《寻乌调查》记载的以寻乌为中转站的贸易流通过程可利用GIS技术进行还原（图7）。农副产品从寻乌的西面和北面通过寻乌，目的地是梅县腹地，其中生鸡是大宗：“鸡贩子由唐江一带一直挑到梅县城或新铺（由寻乌走大拓去铁铺下船，直往松口，不经梅县）发卖”。《寻乌调查》还详细分析了梅县鸡行卖给松口鸡行和直接走路挑贩至松口售卖的价差是3毛钱（而在寻乌每斤4毛），这一方面说明松口商业贸易中心意义不亚于梅县，因潮汕的消费市场大；另一方面说明运输成本是重要的价格影响因素，农民为了获得微薄利润，在没有机动化运输的条件下，靠苦干维持生活。

图7 寻乌贸易流通图示

（图注：实线表示以陆运为主，虚线表示以水运为主。）

　　广东梅县通过寻乌向江西输送的更多的是日用品和海货，以寻乌为中转地的货物腹地功能通过驿道，辐射至瑞金、石城、安远、信丰广大地区，据《寻乌调查》：“布匹（梅县的去的少，兴宁的去的多，均买了洋纱自己造的。兴宁织造很发达。兴宁一般生意也比梅县大）、洋纱（外国货）这五类”，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其他，指的是洋货、盐、洋油和海味。调查报告中还分析了寻乌经济腹地市场的差异，以及罗福嶂木从寻乌运到汕头市场和东江市场的价格差异，汕头市场价远高于东江地区。

　　人口分布是地域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根据20世纪30年代广东与中央苏区关联度高的城市城乡人口情况，当时兴宁42.954 7万，梅县50.529 6万，五华20.899 5万，平远9.519 万，蕉岭10.372 21万，大埔30.459 5万（广东档案馆，2011）。而调查报告记录此时寻乌县城仅有2 700人，全县12万人。广东与寻乌相邻的县城经济基础更好，这从当时的房屋建筑数可以看出，根据日本轰炸广东之前的统计数据，各县的建筑房屋数为：龙川38 591、大埔35 220、兴宁42 832、梅县60 583、五华39 025、平远15 637、蕉岭11 753、和平23 136、南雄38 580（张中华，2005）。这反映了与苏区相邻的广东各县城乡经济建设水平较高。因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影响，加上往北交通和市场受限制，寻乌对外贸易方向必然是向广东的梅州、潮汕流动。

　　结合20世纪30年代的广东历史地图可对《寻乌调查》编写时南粤与寻乌的区域经济地理关系进行直观地解读。从制作于1931年的《最新广东省明细大全图》（图8）分析，接近梅县才出现道路，图中没有出现牛斗光的地名，但在邮务历史地图（图5）中可以找到，这正好印证了《寻乌调查》中的：“梅县至门岭不通车，货大部分是肩挑，盐通通用马子驮”。

图8 《最新广东省明细大全图》（1931年）及其局部

　　《最新广东省明细大全图》还详细记载了寻乌周边地区的村庄和集市分布情况。在寻乌西面有安远、定南和信丰等县，从信丰至南雄村集有石塘、春坑和南大坊，要镇是平田；寻乌与八尺、超竹村、石正的乡道基本是直线联接，寻乌为县治，八尺是要镇，另外2个是村集。从图8中还可以看出，和平、龙川、五华、兴宁和梅县集市村庄分布均匀，从老隆、小庙、铁场圩、东塘、苦竹径等至梅县东西方向，乡村基本沿乡道等距离分布。寻乌至广东界线内基本上没有集市村庄，仅有一个新圩村为集市村庄。

　　《寻乌调查》调研的货物品种非常仔细，如盐，分成潮盐、惠盐；酒，以糯米做的黄酒为主，分“双酒”“单酒”，单酒十铜板一壶，口渴了贫民买了当茶喝，双酒十八铜板一壶，请客才吃；还有香烟的品牌、对商家背景的了解等。“通过对寻乌47家商店和94家手工业店铺经营商品来源、种类、销售和竞争以及彼此盛衰荣枯情况的调查，较清晰地了解了各阶层的政治态度”。

　　在寻乌市场，报告分析几位手工业者的原籍及谋生过程，来自梅州地区的占很大比例。对寻乌手工业者进行的统计描述，调查人数共297人，加上60％的农民，全城农民和手工业者占总人口的70％。裁缝、打洋铁、修钟表的手工业者来自梅县、兴宁。“百和堂”是第一家药材店，主人池某是潮州人。报告还记载到，当地商人以来自龙川、梅县旧循州地区的为多，如平远籍的韩祥林在此经营“潮楚”；韩祥盛来自八尺，本钱是700元，经营了潮盐行十几年；经营杂货店和水货店的也多为梅州地区的人。

　　广东兴宁发达的制造业也影响到寻乌，寻乌市场从布匹到鞋子等都有来自兴宁的产品。经营杂货店的主要为义成、潘月利、王润祥、潘登记、祥兴、永源、金志成共7家兴宁人，主要经营布匹。寻乌的杂货店多卖“洋货”，包括纸烟，烟有三处来源，其中一处是来自梅县，一处来自兴宁。调查报告中特别研究了兴宁人陈志成、罗义成开的杂货店，他们都是小本起家。调查报告中提到寻乌民众所穿的鞋主要来自于广东：“去年夏季，南半县抗租得了胜利，冬季又分了田，农村中30岁以下的青年人，7/10以上都穿起胶底鞋来（其鞋底是从广州运到兴宁，兴宁做成鞋子，每双十毛左右）。”除鞋之外，还包括“新式衣”“薄毛羽的夹褂子裤”和“广州装”是当地需求量较大的商品。

　　在服务业方面，寻乌也受到广东较大的影响，新式的理发工具来自梅县，甚至服装、新潮发型等的流行也与广东有关，《寻乌调查》中提到：“文装亦名西装，花旗装就是美国装，它的来源是从南洋传到梅县，由梅县传到寻乌”。这与当时大量年轻人前往广东受教育有关。当时广东的教育水平高、影响力大，所以江西许多年轻人来广东接受教育。这在报告中也得到了体现。参加毛泽东同志组织的寻乌调查会基本是本地人，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古柏在梅州接受教育，另有下排村人钟步赢，毕业于梅县师范，毛泽东在1931年2月2日写的说明中提到的11人中就有他。调查报告提到3个年轻共产党员：刘维锷（毕业于广东平远中学）、邝才诚（曾就读于广州黄埔军校）、刘维炉（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了二学期），他们对当地的社会文化起着主导作用，给当地带来广东的生活消费方式。

　　3 南粤古驿道的红色文化

　　3.1 寻乌属赣粤革命根据地之一

　　上世纪20年代红色力量直接推动寻乌区划的变化。1928年，共产党在寻乌组织农民暴动，宣布成立寻乌革命委员会，属赣粤革命根据地之一。1931年合并，蕉岭、平远和寻乌称为蕉平寻县，在1933－1934年中央苏维埃鼎盛时称为苏维埃粤赣省，其时中央苏区共有江西、福建、和粤赣4省级苏维埃，粤赣省名称使用到1934 红军撤离为止，中央苏区的范围在粤赣之间常变化。1931年1月7日定都瑞金，1934年10月第五次“围剿”后开始放弃中央苏区。最高峰时，中央苏区范围40余万km2，人口3 000万。1933年8月16日，为对付粤桂国民党军队，并发展出入口贸易，专门设立粤赣省，于都、会昌、西江、寻乌、安远、门岭包含在内。红军撤离后，3年赣粤边游击战争大体分布在广东省的南雄、仁化和江西南部与粤交界处的信丰、南康、彰县、大余、上犹、崇义、龙南、全南、定南等11个县或部分地区。正因如此，《寻乌调查》中的内容与南粤的地理人文和历史密不可分。

　　3.2 南粤红色力量对中央苏区的贡献

　　广东中央苏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较早、范围较大、坚持时间较长的革命根据地。它创建于大革命失败后，正式形成于1930年5月，1935 年夏沦陷，经历了长达8年多的极为艰辛、曲折复杂的英勇斗争。广东中央苏区的存在和发展，有力地支持和策应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魏法谱，2016）：1）南粤红色力量充分发挥了中央苏区南方屏障的作用，配合中央苏区斗争，袭击敌人后方，最大限度地牵制了广东军阀进攻中央苏区，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2）为中央苏区输送了一批优秀干部，如担任特委组织部长（后任宣传部长）的李明光、秘书长肖向荣、妇委书记李坚真、工委书记方方等均来自广东中央苏区，他们为保卫和建设中央苏区作出了积极贡献。3）饶和埔诏苏区、五兴龙苏区、蕉平寻苏区的党组织除了指挥地方红军和游击队经常配合中央苏区红军作战外，还发动当地青年响应“扩红”号召，为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部队提供了兵源方面的支持。4）为中央苏区输送食盐和紧缺物资。据统计，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龙川几乎每天有百十担食盐分四路运往赣南，为中央苏区运送食盐达数千吨；1930年冬，南雄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及游击队，依靠当地群众开辟了一条直达中央苏区的食盐运输线，帮助中央苏区解决了食盐的困难。

　　3.3 南粤古驿道红色文化资源

　　南粤古驿道红色文化，是指在革命年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南粤古驿道途经地区人民形成的特殊文化类型。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特定的物质载体和丰富的精神指向，具体包括物质“红色文化”和非物质“红色文化”（蔡红梅等，2006）。主要体现为革命年代的“人、物、事、魂”，具体可分为2个方面：1）红色文化的物化形态——红色资源，集中体现为革命年代的“人、事、物”；2）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红色精神，集中体现为在这些物化形态的红色资源上所承载的精神形态（李水弟等，2008）。

　　3.3.1红色英雄 南粤古驿道红色英雄包括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粤籍和在粤工作的革命战士（表1），他们为红色革命做出重要贡献，如红四军参谋长朱云卿（图9）、六大主席团成员阮啸仙（图10）、东江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罗屏汉、张谨瑜夫妇（图11）、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代表李任予（图12）。

　　南粤梅籍英烈朱云卿（图9）遗像现挂在古田会议旧址“廖氏宗祠”的墙上。朱云卿烈士19岁到印尼打工，后来又报考黄埔军校三期，1925年进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学所成为毛泽东的学生，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1929年6月任红四军参谋长，是朱、毛军事思想的执行者，于1931年牺牲。

图9 朱云卿烈士肖像（拍于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序列表中，粤籍革命者在列的包括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和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信丰是阮啸仙突围时壮烈牺牲的地方。阮啸仙，是从河源东源义合乡下屯山里古道走出来的农民运动领袖、中国人民审计制度创始人，他是以粤代表的身份列为六大主席团的成员（图10）。1935年赣粤边突围时，在信丰的古道被击中而牺牲。

图10 六大主席团名单

（注：1．主席团名单中，苏兆征（2）、杨殷（36）、阮啸仙（37）、陈郁（34）、冯白驹（35）为粤代表及知识分子代表，彭湃（14）、黄平（11）、周秀珠（19）等为粤党代表，毛泽东编号15，未到会。2．括号内的数字为名单中相应的编号。3．拍于莫斯科六大纪念馆。）

　　罗屏汉出生于兴宁县大坪镇白云村，东江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1926年参加共产党，曾任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军开始长征后，他留守闽粤边区带领游击队继续活动，牵制国民党部队，在平远八尺、仁居对陈济棠部队进行袭扰，1935年7月在突围中牺牲，年仅28岁。现其出生地改为南屏村，以之纪念。罗屏汉的爱人张谨瑜出生于兴宁永和镇大成村，也在1935年5月为掩护战友血战到底，饮弹自尽，年仅26岁。

图11 罗屏汉故居（左）和张谨瑜故居（右）

　　毛泽东主席在《寻乌调查》完成之前，在1929年11月29日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选举出11位前委委员，排在毛泽东、朱德、陈毅之后就是粤籍红军英雄李任予。他出生于1903年新丰县丰城镇城东车田围，就读于韶关开明中学，毕业于广东工业专科学校，在苏兆征的引导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担任中央闽西特委主席，1929－1930年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受中央委派赴河北发动城市斗争，1932年11月27日在河北被叛徒出卖，坚贞不屈，29岁被害（图12）。

图12 李任予（古田会议旧址悬挂的照片）

　　3.3.2 红色事迹 革命期间在南粤地区发生许多著名的战斗、战役，这些事件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梅关会师、陈毅油山游击、水口战役等事迹（表1）。

　　梅关会师。1948年9月23日，北江第二支队在司令员张华、副司令员叶昌率领下，由江西大余县城直达南雄北部境内的梅岭。支队主力团奉命在梅关前列队安营，迎接南下解放军。当天下午，从南康出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五军四十五师先头部队进入广东南雄县境内，通过“南粤雄关”关楼，同北江第二支队胜利会师。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给中共南雄县地方组织和广大军民以极大的鼓舞。他们以巨大的热情积极做好支前工作，配合南下解放军解放南雄。9月24日，南下解放军在北江第二支队的配合下，向南雄县城国民党守敌发起进攻，当日解放南雄。

　　陈毅举起油山游击大旗。1935－1937年，陈毅、项英、陈丕显等带领1 000多名红军将士从中央苏区突围，在梅岭、油山一带坚持3年游击战，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将几十万国民党军吸引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周围，钳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了主力红军和中央领导机关的战略转移。同时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锻炼出一支坚不可摧的革命武装。在南方八省保存了革命的战略支点，在广大地区撒下了革命火种。

　　水口战役。水口战役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有名的战役，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场罕见的恶仗，此役共歼灭国民党粤军近三千人。粤军遭此打击，全部退出了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中央苏区的南翼得以安宁。中央红军长征时，国民党粤军慑于红军在水口战役中的英勇顽强，同时也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与中央红军签订了秘密协议，使中央红军顺利地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

　　3.3.3 红色遗物 红色遗物是革命志士或烈士所用之物，也包括他们生活或战斗过的革命旧址和遗址以及文学作品等（表1），如陈毅诗词《梅岭三章》、“马克思路”和“列宁路”、抗战时期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旧址（南雄瑶坑村）等。

　　陈毅诗词《梅岭三章》。《梅岭三章》是陈毅在梅岭被国民党四十六师围困时创作的七言律诗组诗作品。陈毅虽然处在危难之际，但献身革命的决心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却矢志不移。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后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艰苦奋斗，勇往直前，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梅岭三章》诗碑现建于大余县梅关乡梅山村黄坑北侧山坡上。广东省南雄梅关古驿道的中段旁也立有一块《梅岭三章》手迹诗碑。

　　马克思路与列宁路。1931年，中共蕉平寻县委《本月工作计划》决定“将留车桥改为列宁桥，由石正到筠门岭之路改为列宁路，由中坑〔行〕至安远之路改为马克思路，在路旁须建筑凉亭及路树等（两旁），由县政府督促附近之乡苏执行之。”“马克思路”“列宁路”是贯通粤赣闽3省边县苏区交通运输网的2条秘密主干道。

　　抗战时期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旧址（南雄瑶坑村）。1938年4月18－21日，成立以张文彬为书记，薛尚实、梁广、尹林平、张月霞等为常务委员的中共广东省委。日军侵占上海、南京后，又于1938年10月21日占领广州。1938年10月18日，省委决定将多数干部撤离广州，分散到各地，开展党和群众的工作，将省委机关迁往韶关。1939年8月，省委机关由韶关迁往南雄，选择瑶坑村作为中共广东省委机关的秘密驻地。地下党又在瑶坑办了夜校、妇女识字班，还组织起“妇女会”，宣传抗日救亡。省委机关在瑶坑活动了几个月，1940年7月迁往始兴红围。省委迁出瑶坑后，仍然保留交通站，直到1946年8月才撤离。瑶坑省委机关旧址是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领导人民群众克服重重困难，战胜敌人，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见证。它在传承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辈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学习革命传统、培养爱国情感的重要场所。

　　3.3.4 红色精神 南粤古驿道红色精神主要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南粤人民所表现的淳朴、刚强，具有反压迫、反侵略、英勇战斗的光荣传统，具体有“理想、坚定、团结、清廉、奉献”的九连精神、“每个劳动妇女英勇地踏上生产战线，如像红军战士上火线一样英勇”的扩红精神等（表1）。

　　九连精神。民国34年（1945年）夏，曾源（曾镜湖）率东纵三支队挺进九连地区，震惊国民党省政当局。民国35年（1946年）冬，吴毅、王彪和林镜秋亮起连和人民自卫总队（九连游击队）的旗帜，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巩固和发展了九连革命根据地，在艰苦凶险的斗争环境中培育了“理想、坚定、团结、清廉、奉献”的九连精神，于1949年5月解放了和平，接着又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解放惠州、广州。和平人民为抗外侮、求解放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将永载史册。

　　扩红精神。1934年2月，粤籍革命战士李坚真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妇女部部长。当时，正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期，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反“围剿”，妇女工作也围绕其展开。为了做好“扩红”工作，李坚真把红军家属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了突击队和宣传队。她们以现身说法的形式，挨村挨户地做好宣传鼓动工作，大大激发了妇女送夫、送子当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的热情。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扩大红军好几万。由于长期的反“围剿”战争的消耗，红军不断地扩大，部队所需的粮食和军用品不断增加，而根据地的财力物力都很困难。为了保证红军的供给，李坚真一方面动员工人农民增加生产，另一方面动员苏区群众节省每一个铜板、每一斤粮食支援红军。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基于《寻乌调查》，系统地梳理了历史资料和数据，利用GIS技术对其进行还原，科学、精确地分析了寻乌与南粤的区域历史地理关系，清晰地呈现和印证了历史资料中所描绘的历史景观和发展规律，得出的结论主要有：

　　寻乌与南粤的交通区位关系成就了其社会经济生活、人文地理关系的密切联系。以寻乌为中心，形成了若干条水陆结合的粤赣交通运输干道。其中，筠门岭是沟通长江流域与粤东地区的重要通道，寻乌是从长江流域越过筠门岭之后进入珠江流域的第一站；而寻乌水乃东江源头，寻乌水与小路结合是粤赣边区交通路线的重要补充。以寻乌为枢纽的边区交通成为其联系南粤的关键，但区域交通网络发达程度存在显著的南北差异。区域交通系统的特点、状况和联系，生动呈现了边区“半机动化”运输的历史场景，为南粤古驿道的活化与开发注入了丰富的内涵。

　　寻乌与南粤“盐上米下”经济地理关系的形成，离不开寻乌作为边区贸易中转站功能的发挥。区域贸易流通与市集发展的密切联系，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中得以维持而又不断更新。区域商贸往来是区域社会、文化交流的物质载体，也是南粤古驿道开发的重要内容和切实目标。

　　边区与南粤的区域文化关系主要体现在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上。寻乌作为赣粤革命根据地之一，尤其是3年赣粤边游击战争，将其与南粤的乌迳及梅县等地的红色文化紧密联系起来。而区域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在民俗、建筑、英烈事迹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得以传承和发扬。

　　4.2 启示

　　《寻乌调查》是对20世界30年代寻乌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自然风貌、水陆交通、土特产品、商业往来等方面的详细记录，呈现了当时南粤地区，特别是梅州、河源等地区的社会、经济、军事、人物故事等风貌，为南粤古驿道活化利用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参考。抓住《寻乌调查》中生动描述的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一条“寻乌调查红色之旅”的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逐渐清晰。

　　《寻乌调查》所反映的区域贸易关系为南粤古驿道注入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梅州现存古驿道中，西河镇茶业古道、中行镇盐米古驿道，就很好地反映了当年边区贸易的流向及特点。2018年，广东省将平远至兴宁古道、粤赣古道纳入活化利用的重点计划，但具体如何活化利用，认真研究《寻乌调查》，可以挖掘很多历史文化的线索。如《寻乌调查》中述及“寻乌水从桂岭山盘古隘一带山地发源，经澄江、吉潭、石排下，东头、留东、流入龙川，下惠州，故寻乌水乃是东江上游。”河源可追根溯源，找到寻乌水的流向，与“东江之源”的概念相结合，形成新的旅游亮点。

　　《寻乌调查》为南粤古驿道的规划与活化提供历史景观上的真实写照，对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而言，是方法指南，更是直接可利用于古驿道红色之旅的独一无二的素材。梅州、河源等地可通过梳理和研究《寻乌调查》的内容，抓住报告中生动描述的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挖掘相关历史遗存和关键节点，结合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发展乡村旅游和休闲运动等，形成独具特色的南粤古驿道“寻乌调查”红色之旅，为当地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推动原中央苏区实现乡村振兴。

　　在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中，要学习毛主席在《寻乌调查》中深入、唯实的调查方法，以完整性、真实性、生态性、安全性、可持续性等为原则，打造“寻乌调查”红色之旅，要充分利用历史地图等支撑依据，要有充实的历史依据并实事求是；以扎实发掘革命史实史迹和民风民俗文化传统为主，不搞大拆大建，保持遗址遗迹原真性。

　　总而言之，《寻乌调查》是南粤古驿道最伟大的解说词。重新学习《寻乌调查》，理解寻乌与南粤区域历史地理关系，有利于深化我们对该区域发展规律和特点的认识，也可为当前有关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注释：

　　[1] 梁国昭. 五岭与古代交通．历史自然地理研究，1995（2）：19-26．

　　[2] 1里=5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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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收录于2018年3月《热带地理》杂志第38卷第2期，第151-165页，南粤古驿道网已获授权。本站所刊文章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