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南粤英烈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舍生取义的奋斗精神、我们永远缅怀中国共产党人在南粤山水留下的革命足迹，那是新中国革命志士群体的国家记忆。在我党的光荣历史上，战斗在南粤古驿道上的东江纵队仿若鲜红党旗上璀璨星光，让我们的党旗如此光辉恒长，指引着我们前赴后继地为着中华民族的福祉勇往直前。

       南粤大地的英雄儿女，在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中、在20年代风起云涌的省港大罢工和海陆丰农民运动中、在八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写下了为民族独立抛头颅、洒热血，可歌可泣的不朽诗篇。而南粤古驿道便是革命者留下的足迹之道。

       南粤东江纵队红色之旅在古驿道和南粤高山河流中的漂移，离不开中共中央“红色电波”的指引。来自延安、重庆的红色电波，指引着东江纵队挺进的方向。延安在1936年建立天线电台，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指导中国各地的抗日战争，由博古同志负责。1941年12月，南方局派刘澄清、康瑛和康一民抵达东江纵队建立电台，与前期东江纵队研究无线发报的队员杜襟南等合作，利用在香港购置的和战斗缴获的器材，在宝安甘坑于1942年1月建成电台，发出“延安，延安，我是东江”的第一声呼叫，得到延安迅速而温暖的回答。此后，从1942年1月建立电台之始至1945年8月，东江纵队一直保持与中共中央、重庆南方局的联系。来自延安、重庆南方局的红色电波传送到曾生、王作尧、林平、方方和张文彬等领导人手中，也及时转送到琼崖区游击队队伍。

图为重庆南方局机要电台室，处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建筑的顶层最隐蔽处，建筑是坡屋顶，此处层在建筑中层高最低。中共南方局与东江纵队联系的“红色电波”就是从此发出。

图为30年代的延安照片，宝塔周边植物很少，1937年日军轰炸后大部分建筑被毁，作者翻拍于于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

       2017年6月，博罗旭日古村举行2017年南粤古驿道定向越野大赛，2017年11月广州白云区麻莲镇举行重走“东江纵队”红色之路活动，这些活动唤起了成千上万人对古驿道承载的东江纵队历史足迹的记忆。

       曾生同志回忆在香港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争取回粤抗日游击区时力陈自己的话：“1935年，我在中山大学读书时，以中山大学师生员工抗日示威游行，被国民党当局赶出校门。为寻找中国共产党组织，来到香港做海员工作。 现在家乡沦陷，我有责任回乡组织群众，救国救民。”（此段回忆摘录自曾生所写的《坚持华南战场抗战的一面旗帜》一文，收录自东江纵队志编辑委员会编著的《东江纵队志》，第7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获得廖承志同意后，10月24日，曾生和谢鹤筹、周伯明等回到惠阳县坪山镇开始组建工作。

图为总队长曾生、政治委员周伯明，均为中山大学附中学子和学生领袖，曾生同志为中山大学文学院毕业生。

图为惠宝抗日游击队成立旧址，也是叶挺同志故居。

       “东江纵队”是富有南粤红色革命特色的“红色基因”之一，无论在抗日战争中营救左翼文化名人，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配合中央军事力量解放广东，东江纵队功不可没。他们周旋于惠阳、广州、韶关和海陆丰的古道上，40年代从香港龙岗至惠阳的老隆营救“文化抗战干部”，挺进于粤北古道至粤湘交界建立粤湘赣地区接迎接南下部队，在南粤古驿道留下了串串“红色足迹”。这里从中央档案馆收藏的珍贵文献中抄录几则当时保存下来的电文，让我们缅怀这一群南粤儿女的丰功伟绩，它们成为宝贵的“国家记忆”的一页。正如1944年11月东江纵队发电向中央汇报一年半工作时述及“有了中央的帮助指示，才使我队日益进步，负起更艰巨的责任。”

       以下选录几则珍藏于中央档案馆中有关东江纵队与中央来往电文，它佐证了1941年胜利大营救及1945年完成总部设立于博罗的工作历史史实。海陆丰是惠阳地区的一部分，早年海陆丰农会，是东江地区革命的种子，这里附上原东江特委书记彭湃同志关于海陆丰一带农会活动情况给文亮的亲笔信，以昭示东江纵队和海陆丰农会早期的活动是一脉相承、初心不忘。

图为汕尾市区2000年由梁明诚、蔡伟国教授创作的“岁月鎏金”大型壁雕，展示的彭湃肖像和海丰“红场”入口。

       一、关于“文化统战干部”的电文

       “文化名人大营救”出现在中共中央、中共南方局与东江纵队的电文来往中，现在我们称为文化名人在电报中称为“文化统战干部”，以下几则电文，可见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同志考虑问题的周详、细致。既考虑到经费问题，又考虑到保证长远中共地下党的工作安全处境。更难能可贵的是延安和重庆南方局开始通过电波了解东江纵队营救工作的进展和困难。

图为在1937年8月在南京时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与国民党的张群、黄琪翔合影照片，南方局正在谋划中需要结合谈判结果，作者翻拍于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

       重庆南方局1941年10月来电通过南方工作委员会了解东江纵队营救 “文化抗战干部”情况，简称为“南局香港疏散问题指示”，此时东江纵队还没有建立电台，为南方工作委员会方方书记转告。来电透露的信息表明中央或者南方局只能解决经费的四分之一，东江纵队不仅要面对生命危险，还要自己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有关电文如下：

即刻到中央书记处及方方分转了张文彬：

       （甲）你现在何地，是否在惠南游击区内，方方处交通情况如何是否通电？

       （乙）到东江二百余人，文化统战干部除已电告之十余人外，其余是些什么人？请分别电告。

       （丙）除站不住的文化统战干部依我冬电处理外，其余地方干部是否可留一些在潮梅隐蔽？因为都送苏北路费太贵，但暴露的、可能妨害地方党的、则决不能留。

       （丁）一百万款无法筹汇，现准备廿万，先汇五万去桂，汇五万去曲江，汇曲江的款是等廖到曲后，由你们派人去取，或即汇在原来方方的收款处，请方、张电告。

       （戌）文化统战干部来内地的路费发至曲江，桂林即可我们另拨款接待在本地疏散。

       （余略）（本电文原稿藏于中央档案馆。）

       方方时为闽赣粤边区省委书记，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1939年－1945年中共中央成立的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博古、凯丰、董必武、叶剑英、吴克强任常委，张文彬是委员之一，夏衍是下属文化组副组长。南方工作委员会是1941年春建立的，至1942年冬代表南方局领导广东、江西、福建等省的工作，副书记是张文彬，总部设立于大埔。张文彬、林平同志先后任省委书记。

图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系统组织表，从中可以查找到南方工作委员会与南方局的关系，作者翻拍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张文彬在1942年1月10日代表东江纵队致电中央韶关和南方委，报告了林平等领导人从香港安全抵达宝安游击区的情况，提出从去惠阳老隆镇转移至韶关的打算，并告知聚集在游击区已营救成功的党内外人士已达200多人，没有人是损失的，但经济状况紧张。同时带有自责地总结在1937年10月东莞战斗情况，报告东江纵队及时补充兵力超过千人，由于营救任务对发展队伍工作有所影响，队伍武装不及一半，香港新界游击区有所壮大。

       1942年1月10日东江纵队发出关于游击区接待文化人的情况电文如下：

中央韶关梅州报南方委：

       （一）港于陷落后，我与小康、小廖、林平等均抵达游击区，党内外干部及文化人都无损失，周祈已回韶。

       （二）小廖与连贯原到惠阳出，近阳告急，彼有去老隆转韶可能，我因帮林平布置工作，后因惠阳告急交通断绝致未能随廖同回，须交通安全后启程。

       （三）此间聚集文化男女老少共二百余人以上，行动颇不便，而游击区地小粮缺，物价飞涨（四百多元百斤米），又无钱维持给养已无法返港亦无法接济。

       （四）游击区现只宝安较大，横直约五十三里，东莞因三七年十月顽关迫放，损失半数，近虽恢复一些，但灾情颇重惠阳平山以西到铁路线地区亦不很好，此间曾、王全部，包括最近补失人数一千一百人，枪不及半（外国武装不在内）过去工作弱点颇多，港九失陷以后，因集中力量营救干部与文化人；故本身发展与补充颇受影响，但新界游击区已有所发展，外围武装正扩大。

       （本电文原稿藏于中央档案馆。）

       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发电到延安，报告关于港文化人来内地情况及廖、张均已脱险。此文应是收到东江纵队电文后发出的。周恩来同志电文清楚地告知夏衍同志已安全抵达桂林，也透露出湛江也是疏散的方向，广州湾是湛江旧称。原电文如下：

康生书记处：

       （一）香港文化人大部已出出来，夏衍已到桂林，我们已派人去救济，如何处置，待与他们先来的人谈话后再决定。

       （二）方方来电廖、张均已出险，将到兴宁今日我接萧桂昌明电，他已到广州湾。

       （三）香港这次所以来破坏，是因日寇不要汪逆特务，日军占港后就只知抢东西。

       （四）请转电刘晓，我们准备疏散一批文化人经浙江去沪转苏北，因都留内地恐不能自由，请刘将此路沿途交通情形速查告。

周恩来

       （本电文原稿藏于中央档案馆。）

1941年在重庆时的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时处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地处，当时的地址是重庆第八区化龙桥13号，南方局领导机关也秘密藏身于此。

图为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进入一农场才抵达，安静安全，两层带有阁楼 ，阁楼就是机要电报室。

       毛主席在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举行文艺座谈会并与文艺工作者合影，照片上前排的有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博古、丁玲、刘白羽、田方、陈波儿、罗烽、草明、张悟真等， 但照片中也许该出现的许多正被营救的“文化统战干部”没有出现，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胡绳、戈宝权、张友渔、千家驱、廖末沙等，毛泽东可能也不一定选择他们参加会议，历史不能假设，但我还是认为他们应该在此中间的重量级文化人，也有可能还在路上。值得庆幸的是，东江纵队胜利大营救保护了这批文化人的生命，在日后的中国文化史上再续新篇，但冒着生命危险的东江纵队多数队员和交通员，至今我们还不知道他（她）的名字。

图为毛主席在1942年5月23日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文艺工作者的合影，前排的有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博古、康生、丁玲、刘白羽、田方、陈波儿、罗烽、草明、张悟真等，作者翻拍于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

图为毛泽东在延安居住的窑洞，1942年上半年毛泽东正在准备延安文艺座谈会。

       二、关于请示领导机关处址电文

       东江纵队在1945年移至罗浮山，1945年东江纵队电告中央请示机关处址设置罗浮山，此过程现有两次电文来往，得到中央批准，东江纵队林平同志3月7日发电至重庆周恩来同志和延安，表明罗浮山新址的两大优点，有利于全面指挥和协助盟军登陆，而且提出方案比选，电文如下：

恩来并中央军委：

       确息：粤北全陷七、九战区所部，均撤向闽赣粤边。余汉谋传已退福建长汀。粤汉南段西侧各县无正规军，似此形势实有利于我更大发展。故将总领导机构移至江北增龙以南（罗浮山），指导各地加强江北工作，甚为必要。惟东江老地区处于敌包围中，各项建设均未能巩固，目前尚须加强；且应付盟军登陆有更好任务，又不能立即全部离开，实有两难之势。现拟如下办法：

       （一）保持现状（总领机仍留东江，另在江北分设指挥部，指挥西、北江工作），加派兵力北上，一俟老地区稍为巩固，即全部迁往罗浮。

       （二）军政委与临委即迁罗浮，军委仍留东纵司令部做巩固工作。

       （三）现今全部搬迁，另设一江南指挥部负责工作。

       以上何者为妥，临委未决，特请电指示，盼能即复。

林平寅虞

       在1945年5月31日东江纵队电告中央已完成迁址罗浮山任务，迁址和前后来回的报告批准时间神速，电文中也报告了东江纵队兵力的分布情况，也表明当时设置有司令部、政治部和军政干校，电文内容如下：

军委：

       三月份东江纵队兵力分布如下：

       第一支队：分布广九路西，珠江以东，东江之南，南（头）深（圳）之北。

       第二支队：分布 广九路东，东江之南，惠（州）淡（水）线以西，其南至新九大屿山。

       第三支队：分布超地方性，四月中旬抵博罗活动。

       第四支队：东江河北，增江河以西，沿广九路之增城番禺等地活动。

       第五支队：分布南至东江河，北至增龙河博罗交界，以博罗为主。

       第六支队：分布海丰惠阳三县沿海，北至高潭与惠阳>。

       第七支队：分布惠阳之东，其西至海丰边境，南至大亚湾，北至紫金边界。

       北江支队：粤汉路东之英德县境活动。

       广东人民抗日义勇军西北支队在粤汉路之西黎献连江口一带，准备沿小北江向西北推进。

       司令部、政治部及军政干校于五月间全部由东江南岸转北岸之博罗。

       （本电文原稿藏于中央档案馆。）

       此电文表明了河流、铁路是重要的军事力量布局所在，已经分成7支队。在东江纵队，队员文化程度较高，革命乐观主义在文化活动中充分展示，东江纵队之歌表达了这种情怀。“我们是民族解放的战士，明天啊，是新中国的主人。”

图为东江纵队之歌谱，作者翻拍于叶挺同志故居。

       东江纵队一直坚持至抗战结束，在香港对宣传抗战，鼓舞士气也起到重要作用。1945年5月21日通过谈判迫使国民党与中共达成协议，1945年8月21日东江纵队去电中央，报告将保留700人队伍在博罗、增城和从化，上千人的队伍进入粤北。

图为胜利喜悦的东江纵队女员，在东江纵队女战士比例高，归国参战青年华侨多。作者翻拍于香港历史博物馆。

图为东江纵队在香港张贴的对日军劝降书，要求配合投降工作，并保证投降日军士兵生命安全，落款是广东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第七支队政治处，现藏于香港历史博物馆。

       三、彭湃同志手稿

       在中国档案馆惠州的同志也收集到彭湃同志难得的手稿， 正如前文所述，彭湃同志开辟的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是东江纵队燎原之火的火种，遂引摘彭湃先生充满力度的书信，从中见其功底深厚，为人真诚，字如其名般澎湃。其用潮汕话阅读，很有味道，早年彭湃先生动员农民参加农会就是用海陆丰渔歌或者童谣的形式，敬之！

图为汕尾渔歌刻于城市海滨休息廊的壁上，“我有渔歌几个箩，要斗渔歌行磨来”，“行磨来”就是潮汕话中“走过来”的意思。

图为彭湃同志手稿复印件，原稿藏于中国档案馆。

图为信件局部

       （感谢中央档案馆提供馆藏文献，惠州同志协助收集。）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本站所刊文章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