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1924年4月，涂作潮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10月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主要学习政治常识、经济地理、西方革命史、政治经济学以及射击、爆破、密写技术等等。快毕业时，因时局需要，党组织安排他进入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1930年3月组织上通知涂作潮回国，在上海进行地下无线电通信工作。地下工作被查封后，1931年3月，涂作潮按组织要求，几经辗转到达中央苏区江西，被分配在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工作。

　　本文节选自《红军的耳目与神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详细记录了涂作潮加入中国共产党，去莫斯科学习，从苏联回上海，然后几经辗转到达中央苏区江西的经历。

　　由于长期失业，生活无着，到处流浪。1924年初经同乡介绍来到上海谋生。开始在恒丰纱厂打零工。一天，我在马路上看到工人夜校的招生广告，便去报名。在夜校认识了蔡和森的继兄蔡林蒸。因为我们是同乡，经常交谈。他逐渐了解了我的经历和家庭情况，后来我亦向他表示要找共产党。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春，李立三得知我有入党要求后，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向我讲解了共产党的性质等党的基本知识，审查了我的历史和家庭情况。后经蔡林蒸、林仲丹介绍，在1924年4月，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涂作潮

蔡林蒸

　　到莫斯科去

　　“五卅”运动后期，党组织根据革命发展的需要，对我们这些党员大概作了以下三种安排:一是将那些在运动中不太出头露面，而且又有组织领导能力的同志继续留在上海，转入地下。二是派出一部分身强力壮、年轻的同志去黄埔军校学习，如聂珍刚、徐菊哉、曾祥、甘霖、彭润生、李志樵等，他们大都在北伐战争或红军时期光荣牺牲，但也有极个別的开了小差。三是派出一部分同志去莫斯科学习，如孙绍武、尤赤(桢彦)和我，以及江元青、宋三妹等。

　　1925年10月的一天，支部书记林仲丹叫我带上洗脸用具，跟随他到了杨树浦自来水厂与恒丰纱厂附近的黄浦江边。在这里，由一只小舢板把我们送上了停靠在浦东的苏联轮船。在船上，林仲丹和一位苏联同志说了几句话后，便回转身来向我传达派我去莫斯科学习的组织决定。对于这一决定，我当然是高兴的，特别是能去列宁的故乡学习，这更是我毕生愿望。林仲丹和我谈完后，又亲切地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便和我握握手，坐上送我们上船的那只小舢板，上岸去了。我站在甲板上，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不断地向他挥手，一直目送小舢板消失在夜雾之中，我才进了船舱。

1925年旅莫支部名册中关于涂作潮的记录

　　上船之后，我オ知道同船去莫斯科学习的大约20人左右。胡子厚被指定为党的临时负责人。

　　开船后约一、二天，经过日本海峡的时候，碰上了日本检查船，它命令我们船停住，我们便都冒充船员在甲板上站队，日本人上船检查了一番。又过了一二天，船到了海参崴，来迎接我们的有第三国际的代表。在海参崴，我们大约住在“五一”俱乐部。过了10多天，接到了从莫斯科打来的允许我们入学的通知电报，简单地检査了一下身体，主要检査有没有砂眼，便坐上烧木柴的火车到莫斯科去。记得车过赤塔的时候，沿途都挂满了红旗，是苏联人正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大约经过了15天左右的时间，我们才顺利地到达了莫斯科。

　　在共产主义东方劳动大学

　　到莫斯科后的第二天，我们到“东大”教务处报到。

　　“东大”的校址在莫斯科“特热格亚，布里瓦尔”(译音)15号。校长苏曼斯基，教务主任布拉克。俄文翻译先是王仁达、孙纪常(华侨)，后增加了宗孚、马干若夫(中国人，俄文名字)、曾涌泉、武止戈、刘鼎等。

　　我所在的这个班都是工人。学的功课有：政治常识、经济地理、西方革命史、政治经济学以及射击、爆破、密写技术等等。1927年下半年，我和王亚梅、陈哲夫、李福生进入“东大”国际班学习。班里有来自印度、土耳其、朝鲜、日本、蒙古等国家的同学。在这里学到1928年5月毕业。

　　在列宁格勒军事通信学校

　　早在“东大”学习快毕业的时候，我曾向组织要求继续留莫斯科学习爆破技术。党的“六大”期间，张国焘代表组织找我谈话。他说:“现在国内红军急需的是无线电通信技术人才。战斗中，一个团的单位，由于通信联络不上，常常不能很好完成战斗任务，甚至遭到不应有的损失。组织上不同意你学习爆破技术，你改学无线电通信吧!”我同意了组织的决定，于是我进入了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这已经是1929年1月的事情了。

　　在“通校”里，我们主要学习放狗、放鸽、有线通信、无线通信、绘制军用地图、修理汽车、木工和锻工等等。校长斯瑞斯基，政委康士坦丁洛夫，数学教员聂里多夫，初级无线电教员雅可夫烈夫，高级无线电教员乌拉索夫，技术员梅也尔、索培尔(这两位是德国人)。在这里，我的同学有:刘希吾(四川人)、谭显犹(广西人，留法学生)，此外还有宋廉(四川人)。

　　第二学期开学不久，也就是1929年下半年，刘伯承在伯力组织金矿里的华工成立中国(游击队)部队(亦称“共产国际组织的远东支队”)，准备打回中国去。我和宋廉先后奉命到这支部队里搞无线电通信工作。

　　第二次到上海

　　1930年3月组织上通知我和宋廉回国到上海后，仍住在四马路新鹿鸣旅馆。第二天上午在旅馆里碰到一个“东大”军事班的同学，他帮我带信给党中央有关部门。第二天下午李强来了，把我带到大世界附近九星大戏院西面的一家裁缝店三楼楼上，李强问我这些年在苏联干了些什么?我一一向他作了汇报，并着重说明了我虽然学过无线电通信，但是搞报务不行，只能搞机务。接着，李强出了几个题目简单地检査了我的业务水平，便留我在这里住下。这里是党领导下的无线电修理所，从此我便开始直接在李强领导下进行工作。

　　在修理所里，开始我没有搞多少技术性的工作，只是为李强送送信，买买无线电零件。当时，我经常到大华科学仪器公司找陈国平(广东人)买无线电零件;到裁缝店东面一家霓虹灯管厂找蔡叔厚借工具；到国际饭店对面一家诊所给李强的舅舅李梅林送信；到一家外国无线电器材公司买电容器，等等。这样大概干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和我同住在修理所的还有翁瑛，他本姓朱，是江苏常熟人，李强的同乡。

　　当时，我们在西摩路的一幢楼房里搞了一个功率250瓦的“国际电台”，准备和海参崴通报，由毛齐华、曾三以及宋廉负责报务。常住在这里的是吴克坚夫妇，吴当时是我们行政管理财务方面的负责人。1930年年底，因为邻居失火，电台便搬走了。

　　“福利公司”被破坏

　　1930年秋，党中央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培训20多名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地点设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十二号一栋三层楼房里，大门ロ挂着“上海福利电气公司工厂”的牌子。这是中央“特科”领导下的第一个地下无线电训练班。

　　李强是训练班的实际负责人，吴克坚分管行政和财务，张沈川和宋廉教报务，我教机务。学员是党中央从广东、湖南、福建、天津、上海等地选调来的，他们自己做饭，自己管理，对外讲是学徒，对内则是学员。这里虽然挂的是工厂的牌子，但对外没有业务联系和其它往来，日子一久，就露了马脚。

　　一个星期天上午，突然来了六七个巡捕，把张沈川、苏于达、方仲如、陈坦等20名教、学员全部抓走。出事的当天，正好宋廉去“公司”有事，还没有进弄堂，管弄堂的一位老工人便向他摆手，表示“出事了，不要进来”。宋廉弄清情况后，只通知了李强，便跑到他岳父家中躲起来，却不来通知我。中午饭后，我手提一桶油漆，头戴童子帽，身穿一件很脏的棉袍，按照李强的吩咐，到“公司”去油漆矽钢片。一敲工厂的后门，屋子里半天没有回音，顿时有一种不妙的感觉在我的脑海中闪现，但又不敢跑，更不能露出半点惊慌神色，如果被埋伏在四周的暗探发现，那就糟糕了。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敲门，半天出来了一个外国巡捕，他先对我叽哩哇啦的说了一通外国话，我听不懂，也不敢走；这个外国人又拿出一张工作证样的东西给我看，意思是这里已不是原来的“工厂”了。但是我仍装着要进去，并且口里说着半通不通的英语“打拉士”，表示是来要帐的。这个外国人看我老是在这里纠缠，便狠命地踢了我一脚，把我推出门外，气冲冲地关上了门，进去了。这时我立即乘机离开这里，先是慢慢地走出了弄堂，还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在弄堂外面的一个空场上，看了一会卖膏药的耍把戏，确信后面没有盯梢的，便接连换乘了二次电车，来到了西摩路“国际电台”。在这里，我见李强正躺在床上发愁。我把“公司”被破坏的消息告诉了他，他说知道了。

　　“福利公司”出事后，顾顺章在新世界饭店召开了一次检査会。到会的有李强、吴克坚、曾三、伍云甫等，此外还有我和宋廉，会上，我对宋廉知情不来通知我，使我几乎被捕一事，提出了意见。后来，宋廉脱了党，通过他岳父的帮助，在国民党上海国际电台当报务员。

　　到中央苏区去

　　“福利公司”被破坏后不久，吴克坚通知我参加镇江暴动，但暴动未成，后又回到上海。我们在新鹿鸣旅馆住下后，我立即到西摩路去找吴克坚夫妇接关系。

　　不久，中央决定派曾三、伍云甫和我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出发前，李强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作为送行。

　　1931年3月，我们从上海随香港交通站派来接我们的交通员，乘法国邮船到了香港。由香港坐火轮到汕头，由汕头乘机帆船到了福建的三河坝。在三河坝，香港交通站的同志回去了，改由永定县地下党派来接我们的人护送。到永定县后，我们见到了地下农会负责人蔡端。蔡端找了三匹马，让我们骑马到了长汀，同行的还有一个残废红军。在长汀向有关部门取了路条后，便自己行动，最后到达江西兴国东固的坳上，我们被分配在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工作。

中央红色交通线略图

　　（注：以上图片由南粤古驿道网补充。）

　　（本文由阿瑞推荐，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