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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10月，党派伍修权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7年9月，他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并于1929年到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1931年5月，在中国革命的困难时期，他几经努力，不畏艰险，毅然回到祖国，投入艰苦的武装斗争。回国后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本文节选自伍修权的回忆录《回忆与怀念》，详细记录了他辗转万里，从苏联返回处于白色恐怖的上海，然后秘密地经党组织安排经地下交通线直奔苏区的经历。

图为伍修权同志青年时期照片。（图片来源自网络）

　　我们在营口买了去青岛的轮船票，搭船到青岛稍作停留，又登上了开往上海的海轮。我们日夜兼程，直奔预定我们与党接关系的地方——上海而去。船进吴淞口，我眺望着阔别已久的大上海，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们长途跋涉几万里，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和党的身边了！

图为上海十六铺码头。（阿瑞供图）

　　下船登岸后，很快到了预先指定的旅馆，找房间住下，按照规定的方法，在旅馆的旅客房号公布板上，挂上写有自己代名的牌子，等着到时候就有人来找我们，对暗号，接关系。当时，从苏联回国的人员身上，都不带任何证明文件，只由共产国际发电报到中共中央，介绍回国人员，约定接头地点和方法，然后由中央派人来取得联系。我们也这样，做好了规定的一切，就轻松愉快地等人来接头。谁知我们太乐观了，在连续的顺利后，却遇到了意外的情况，我们在旅馆里等着，一直等了将近一个月，却总是不见组织上派人来。我们急得坐立不安，愁得饮食无味，却又没法可想，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中央没有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还是接头的地点或名字搞错了？再不是接关系的人出了问题？……实在难以想象。

　　那时的上海，正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在我们到达上海的两个多月前，党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供出了我党大量机密，使党的地下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不少同志因而遭到逮捕和牺牲。因此，我们在那里滞留的每日每时都面临着危险。

　　我们万里奔波回到祖国，如远方归来的游子，好容易回到母亲身旁，虽然近在咫尺，却就是见不上面，连声音都听不到。我们刚到上海时的欢欣热望心情，现在完全被焦灼失望之感代替了。老是坐等也不是办法，就常常出去走动，希望能碰到什么偶然的机会。这个机会居然被我碰到了！一天晚上，我正在南京路上的先施公司附近闲逛，忽然碰到一个熟人，他叫张振亚（又名张存实），也是个老同志，曾经和我同时在苏联远东工作过。我一见他，真是喜出望外，他也高兴地拉住我道：“小老弟，你也回来啦？”他比我大十岁左右，平时总是这样叫我的。他关切地问我接上党的关系没有，不问犹可，一提此事，我正满腹焦愁，无人可诉呢，忍不住把面临的困境告诉了他，问他能不能帮助我们找到组织，接上关系。

　　按照一般情况，像这样靠在大街上碰见的熟人来接关系，是非常危险的。在那样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里，有的人昨天还是同志，今天可能变成叛徒、特务。但是我坚信张振亚同志是可靠的。我对他是了解的，他是个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早年曾在冯玉祥的部队里工作过，二十年代到苏联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以后，又到伯力苏联远东军司令部从事机密的情报工作，经常往返于中苏两国之间。他为人正直机敏，老成持重，我一向很尊重和佩服他。这次意外重逢，给了我很大希望，虽然我知道不通过组织和规定手续，直接找人接头是不允许的，但是与其坐等来人，不如抓住良机摆脱困境。我利用大街上的嘈杂纷乱作掩护，向张振亚同志如实谈了情况。他听后想了想，让我把住处告诉他，说过几天再听消息。

图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阿瑞/摄）

　　几天以后，果然有人来找我们了。来的人是我早就认识的吴德峰同志。他也是湖北人，早年在武汉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这时正在中央做秘密交通工作。我一知道他是代表党组织来同我们正式接关系的，不仅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喜悦，更像远归游子忽见亲人似的百感交集。我们的党终于派人来找我们了，一个月来的焦急愁苦，烟消云散！

　　吴德峰同志找到我们，同我和库图佐夫分别谈了话。他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说组织上已对我的工作作了初步安排，打算派我回武汉去做地下工作。他说不久前中央派陈启科同志去领导武汉的地下工作，却因他情况不熟，刚去就被捕了。这位同志我也知道，原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后去苏联陆军大学学习，与刘伯承同志同学。他的被捕，造成武汉党组织的涣散，急需中央再派人去整顿组织，恢复工作，考虑到我是武汉人，情况较熟，想派我去执行这项任务。

　　武汉是我的故乡，更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武汉有我许多亲密战友、知己同学和可尊敬的老师，还有着我的一家人，我刚过十七岁就离开了他们，远奔异国，一去多年无音讯，他们不知我的生死存亡，我也不知他们的任何近况。我是多么希望重返故土，看望亲人啊！

　　但是这些念头只在我心头一闪，我马上冷静地对吴德峰同志说：正因为我是武汉土生土长的，虽然熟悉情况，认识我的人却也不少，我的身份难以隐藏，对工作将带来极大的不便。同时我也只是知道一些过去的事情，现在形势早已发展，我同样得从头去熟悉新情况。我认为我去武汉工作不太适宜，虽然我个人十分怀念武汉，但是从党的利益出发，还是派别的同志去更好。接着我又说自己在苏联学了多年军事，回国就是为了参加武装斗争，做军事工作是我的心愿，我请求党将我派往苏区，到红军部队，到前线去打仗！

　　吴德峰同志听完我的意见，认为可以考虑，就让我再等几天，由他请示组织后将决定通知我。几天后吴德峰同志又来了，说中央批准了我的要求，分配我去苏区做军事工作。和我同行的库图佐夫同志也分配了工作。当时我们遵守地下工作的纪律，从不打听各自的情况，只大约知道他要到江西去搞地下工作。我们从苏联赤塔开始同行，一起越过国境，一道辗转旅行，车船并肩坐，夜宿同榻眠，同忧共喜，友谊难忘。只是从那次分手，就一直未能重逢，再也不知这位令人怀念的同志去了哪里，后事如何！

　　确定出发日期后，吴德峰同志领来一位叫郑重的同志，说考虑到我刚回国，对国内情况比较陌生，特意安排他陪我同行。郑重同志是江浙人，长期在上海工作，解放以后我还在大连又见过他。我们按照规定的路线，先买了从上海到香港的船票，两人一齐到了香港。那里的地下党组织派了一位广东籍交通员领我们从香港乘船到汕头，改乘潮汕铁路的火车，到达它的终点站大埔，这里是由闽西进入中央苏区的必经之地。那时我手里提着一个小箱子，里头的随身衣物中有几块普通手帕，其中一块就是我的秘密介绍信，我在那上面做了暗记，同肥皂牙膏等日用东西混在一起。在大埔下车后，我还是靠了“沉着”二字应付了国民党警察的反复检查，我一面从容大方地同那些家伙交谈，一面暗中看着他把有暗记的手帕扔到一边，翻查别的东西，当然是什么也发现不了的。这一关也就顺利通过了。

图为潮汕铁路通车情形。（阿瑞供图）

图为潮汕铁路汕头站总务处遗址。（“三师”专业志愿者摄于2018年）

　　交通员领我们出了大埔车站，来到郊外河边，上了一条早在等候着的小船。沿河航行了几个小时，黄昏时分到达粤闽两省边界的青溪，找到那里的秘密交通站。那里安排我们当晚就向苏区进发。为了行动方便和减少目标，我的小箱子就不能带了。只能把最必要的东西挑出来，特别是那块小手帕。用个小包袱裹着缠在身上。收拾停当，我们就在交通员的带领下连夜上了路。正是月黑风高之夜，我寸步不离地紧跟在交通员后面，从他那坚定稳当的步伐和均匀舒展的呼吸声中，也感觉到他的沉着和信心。看来他对这段路真是熟悉，每一条沟坎，每一道小桥，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哪里要跳过，哪里要跨越，他总是及时地提醒我们。这些交通员，我连名字都不知道，他们却默默地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我至今想起他们，还不由产生无限尊敬的心情。

　　翻过了一山又一山，我一面注视着脚下的道路和前面的交通员，一面忍不住抬头看看前方夜空下云深不知处的远山，想象着正在那里隐藏和活跃着的千万战友，脚步不由轻快起来。我们身上越走越热，脚下愈走愈快，终于把黑夜抛到了身后，山林间无数的鸣禽飞鸟，伴着我们迎来了黎明。交通员指着远方被朝霞染红的山头，说那边就是苏区了，现在我们正处于苏区和白区的交界地带，因为这里是敌我对峙，互相出没的地方，我们必须迅速通过。为了避开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保卫团的明堡暗哨，又得离开大道，专找人迹罕见的山间小径走。从昨夜起，我们已经一步不停地连续跋涉了十几个小时，腿脚越来越沉重了，胳膊都摆酸了，汗水把眼睛渍得火辣辣地疼，连几斤重的小包裹也似乎成了千钧重负。但是我们的脚步却不肯怠慢，两眼不断地巡视着四方，耳朵也无时不在倾听着任何可疑的声响。谁知道这里有没有敌人的巡逻队或潜伏哨呢？真要在这里，在我们革命根据地的大门口，在我们走过几万里、连闯几道关的最后时刻，万一被敌人截住，那不仅前功尽弃，也将遗恨无穷！

　　又走了一大段，路过一个深山中的小村，向老乡买了些粗糙点心和茶水，急吃猛喝了，又继续赶路。小憩了几次，到红日西斜时，我们翻上了一座山头。交通员同志头一个跑上去，敞开衣襟边挥汗边兴奋地喊道：“到啦，同志们，到家啦！”

　　家，就是苏区，就是我们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就是我们万里奔波的最终目的地。三个月前，我由苏联远东的伯力开始，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地两次横贯苏联，接着又由我国最北方的边疆到达最南方的省分，闯过了一道又一道有形和无形的、内部加外部的各种关卡，终于迈进了苏区的大门。交通员指着山脚下一个村镇说，那就是闽粤赣省委及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虎岗。我站在山顶举目望去，只见苏区山林田野，沐浴在一片火红色的落日余晖中。繁茂的树丛竹园迎风曼舞，村庄里正炊烟四起。山下一处平地上还有许多儿童团员在操练，队列整齐，精神抖擞。到处歌声飘扬，军号嘹亮，鸡鸣犬吠，牛哞羊咩，是生机勃勃的动人景象。我深深地吸了几口苏区的空气，只觉它是那么清新，那么香甜，连日的紧张、劳累和饥渴一扫而光！我们欢乐而轻快地直奔虎岗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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