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被称为“中华苏维埃血脉”的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从上海经香港、广东汕头、梅州大埔、进入福建闽西到江西瑞金，为中央苏区源源不断地输入各种紧缺物资、经费等，传递中央文件资料，并承担了护送中央领导、革命人士到苏区的重任。在被护送人员里有那么一类特定人群，他们被称为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那就是无线电技术人员。

　　沿着红色交通线由上海进入苏区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为建立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的联系、红军多次突破反围剿、以及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原收录于1991年4月出版的《红军的耳目与神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一书，作者为有着“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始人”之称的伍云甫，文中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我党第一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历，当时，他们正是通过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进入苏区的。

图为伍云甫。

图为毛泽东主席与伍云甫握手交谈。

图为伍云甫的手稿。

《江南柳》 

接关系

　　1930年3月间，长江局要调我到上海党中央创办的一个秘密的无线电训练班学习。过去我一直做武装工作，现在突然要改做一项新工作，而且又是从头学起，心里免不了有些踌躇。党的领导同志对我说：“一个革命者要象江南柳那样，党需要他在哪里，他就在哪里生根、发芽、成长。”于是我欣然接受了党给予的这个任务，从汉口搭乘招商局的轮船，沿江东下,在船上一位水手（自己的同志）的照料下，顺利到达上海，住进了三马路亚洲旅馆。

　　第二天一早，门外有人高声问道：“竞生兄在吗？”我走出房门，打量了一下来人，是一个西装笔挺、风度翩翩的青年。我兴奋地迎上去：“哦，张兄！久违，久违！”就这样，我同上海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这位被我叫做“张兄”的青年就是李强。早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为了加强同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就决心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1928年，党指示李强试制无线电收发报机。李强过去在大学里学的并不是无线电，但由于他刻苦钻研，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技术。更重要的是，这位“老上海”结交了几个无线电商人，弄到了一些必要的无线电器材，为装配机器、建立电台打下了物质基础。

　　虽然我和李强原本并不认识，但是一跨进“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就找到了自己的同志，真如他乡遇故知，彼此谈得十分亲切。不一会，茶房进来了。李强站起身来说：“吴兄，旅馆太寒伧了，还是搬到舍下去住吧!”不由我分说，他从衣袋里掏出钱来，和茶房说了几句上海话，就把我带出了旅馆。

　　我心里明白，李强所说的“舍下”并不会比亚洲旅馆宽绰。我们坐上人力车，经过几条马路，来到一个僻静的弄堂。李强把我带到一家小楼房里，他和房东太太打了招呼，房东太太领我们进了亭子间。这就是党组织事先租好供我学习的地方。

　　小小的亭子间，窗子下放一张桌子，桌子后面放一张床，就没有转身的余地了。我放下随身的行李，看到屋角里一只崭新的煤油炉子，觉得有点新奇。李强笑着说：“怎么？会烧饭吗？从现在开始，要自己料理自己!”他边说边掏出一个纸包来：“喏，这是你这个月的生活费，12块，省着点用吧。”李强走了之后，我本想好好躺一会儿，但心情却象黄浦江上的浪潮一样，平静不下来。是因为走上这样一个新的重要的战斗岗位而兴奋呢，还是因为党在那样困难的处境中对同志无微不至的关心而感到激动呢？心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从床上跃起，推开窗户，和煦的春风扑面吹来，亭子间顿时充满了生气。

怀疑和释疑

　　训练班其实只有几个学员，分散地住在几家亭子间内。教员只有张沈川1人。老张是1928年被党指派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办的“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会报务的，现在负责训练自己的同志。他每天上午和下午到我的亭子间来一次，教我发报和收报。那时的教学设备只有1只电键、1个蜂音器、2 支铅笔和几本白纸薄。有时由我敲打电键，他在旁边纠正姿势；有时他发报，我听着蜂音器发出的“的的达达”的声音抄报。一身公务员打扮的老张，经常出入我的亭子间，房东倒也不至于怀疑我们的真实身份。

　　我学无线电，对房东一家是公开的。房东夫妇知道，他们的房客吴竞生，一边在学商业上用的报务技术，一边着手找职业。

　　“吴先生，几时高就呀？”当我到楼下同房东太太聊天的时候，她常常表示关切地问。

　　“什么高就啊，太太，还没找到门路呢！”我总是表示失意地说。

　　“是啊，上海这地方，找个饭碗可不容易！”她假惺惺地同情我。

　　据我的观察，这位商人太太对我的“关心”，并不是因为看出了我的什么破绽。显然，她是在为她这间鸽子笼似的基子间操心，要是我有什么“高就”,她就要忙着物色新的房客了，而象我这样一个每月按时付租金的房客，并不怎么好找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不时时提高警惕。大腹便便的房东先生，看来是个忙人，晚上回来很迟。但当他比较清闲的时候也偶尔到亭子间来坐坐，这里翻翻，那里瞧瞧。一个“失业青年”能有什么使他感兴趣的东西呢？桌子上的书任他翻来翻去，也还是些《交际大全》、《商业尺牍》和《无线电读本》之类极普通的东西。所以他往往是乏味地离去。

　　可是有一次，房东先生的一句话使我不安起来。

　　“吴先生，多找几个朋友找找门路嘛，老关在屋里干什么呢！ ”

　　在房东先生，也可能这只不过是一般的应酬话，但我不能不仔细揣摩这里有没有什么弦外之音。是不是他看到我朋友往来不多，觉得我并不积极活动去找职业，因而对我产生怀疑了呢！我向张沈川反映了房东对我说的话。正好老张这时工作很忙，教学时间实在支配不过来，所以决定他以后不再常来，让王子纲来辅导我。王子纲比我早学几个月，他一边学一边辅导我。老王是个谈笑风生而又十分机警的同志。他一来，亭子间就热闹起来。有时他同房东太太随便聊几句，就使她非常相信他是热心帮“吴先生”找事情的很讲义气的朋友。

　　后来曾三要来和我一起学习，我就不得不搬家了。这不仅是因为这家亭子间太小，住不下两个人，而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一个人住了这么长时间一直找不到工作，可能会引起房东的怀疑；如果现在再搬进一个陌生的“失业青年”，那就更容易露出马脚了。于是，我和曾三几经周折，搬进了远离这里的一家较大的亭子间。

　　可是事情并不如人愿。新房东是个纱厂老板，我们搬进这家亭子间没几天，就发现房东的侄女儿对我们特别注意，老是向我们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这是出于一个女学生的好奇心吗？不能这样想。就说是好奇吧，不也说明我们已经有了什么“奇特”的行动被她或她的叔婶发现了吗？一天晚上，张沈川教完课之后向曾三和我传达党的指示，莫不是我们的谈话被她们偷听了？偏巧，什么事儿都凑在一起了，那一天，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回来，带回一份党的文件，准备给其他同志看的，在路上正赶上巡捕“抄靶子”（搜身），由于文件是用极薄的一块小纸头印成的，我趁人群拥挤连忙把它塞进嘴里。回到家。我赶紧把文件吐了出来，这时见桌上有我的一封信。看得出，信是被人拆看过而又重新封好的，封口的浆糊还没有干透哩。为什么房东要拆我的信呢？拆信和“抄靶子”这两件事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晚上，房东先生回来了，特地到亭子间来对我们说：“外头共产党又要闹罢工啦！我们大家都要注意啊！”听那口气，再联想拆信的事，我们觉得房东对我们是怀疑的。但马上就搬家，又怕引起更大的怀疑，我们只好将计就计，假造了几封信从外边寄来，从信的内容上让房东知道，我们确实是“安分守己”的青年，而且还有几个非常有钱的亲戚哩，果然，这些信又被拆看了。从房东的神色看，他们对我们的怀疑打消了不少。不久，我们在外面找到房子后，就通知房东说已经找到了职业，随即卷起铺盖离开了这里。

地下电波

　　搬家以后，学习环境比较安定了。教员见我比曾三早学一些时候，叫我辅导他我也正好需要在他发报的时候练习抄报。因此，彼此的技术都提高得很快。我们弄来了个简单的振荡器，只有戴上耳机才能听到发报的声音。这样，房门一关就不必再担心外面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该是在收发报机器上进行练习的时候了。但哪有条件这样做呢？即使能给我们一套机器，放在亭子间也和我们的身份不相称。我们只好装一部矿石收音机，抄收船舶和海岸电台的新闻电报作为收报实习。上海的夏天相当炎热，亭子间被太阳一晒，更热得象蒸笼似的，打着赤膊练习，浑身也都是湿淋淋的。曾三本来比我更怕热，可是一戴上耳机就好象什么都忘了，汗水常常把纸薄都浸湿了，他仍然聚精会神地抄收耳机中出现的每一个电码。

图为民国时期所用的的电台。

　　这时生活上的困谁也并不比学习条件上的困难小。由于党的经费拮据，我们的生活费用得不到保证，往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典衣买米，也是常有的事。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本来算不了什么，可是生活在纸醉金迷的上海，我们却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因为生活得太蹩脚是会引起怀疑的。记得是过一个什么节日,吃午饭的时候快到了，却还没有米下锅。房东太太不知是出于无意，还是有意嘲弄，对我们说：“二位先生！今天过节，弄什么好菜吃呀？”我们回答说：“今天不做饭啦，有个朋友请我们参加宴会呢！”我们出去转了一圈又一圈，来消磨这个难熬的“赴宴”时间。直到下午张沈川送了点钱来，我们才拿出几个铜元，到露天饭摊上每人吃了碗阳春面。

　　我们在亭子间内的学习吿一段落了。党叫我搬到福德巷我的 “哥哥”那里去住。我知道这是调我到电台上工作了。我的这位“哥哥”是做党的机关工作的一位同志，他是电台所占用的这套房子的户主。屋里布置得大方得体，既不寒伧，也不浮华。擦得干干净净的地板上陈设着两张软椅和一个茶几，靠壁立着一张漆光闪闪的衣柜，屋角的电源插口下面放着一只电炉和一把熬咖啡的壶。可是一到深夜，这些“布景”就全变了：搬开软椅，撬开地板，那里是收报用的一箱子蓄电池；打开衣柜，掀起那套烫得平平整整的西装，那里是自己制造的一套笨重的无线电机；电炉放到一边去了，发报机上的电源线插进了屋角的电源插口里。只有屋顶上那副矿石收音机的天线日日夜夜地竖在那里。不过一到深夜.稍加改装，它就为无线电联络服务了。有一次,电业局来人收电费，看到我们用电太多，似乎有点奇怪。“哥哥”装着惋惜的样子：“是啊！朋友来来往往，开销太大啦。”他指着屋角的电炉朝我说：“你看，1000瓦的电炉老是烧着！以后得节省点！”好象就是我经常用电炉熬咖啡给朋友喝似的。真是冤枉。

　　在电台上见习了一个很短的时间以后，我正式上机工作了。当我第一次收到了来自远方的联络信号，而从手法上听出对方都是我的亲密战友，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

“上梁山”

　　1931年，春天的步履转眼踏上了上海滩。黄浦江上的风吹在人脸上犹有余寒，江边的柳树却已吐出鹅黄的嫩芽了。我、曾三和一个机务员奉命到指定地点去接受党的一位负责同志的指示。我们沿着江堤走着，望着这初春的柳色，我又想起了当我从长江局调来上海时领导上的勉励，江南柳啊，我们要象它那样栽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成长！不多一会儿，我们到了指定的地点，接见我们的原来就是我们熟悉的聂荣臻。聂荣臻向我们介绍了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和各地区红军迅速发展的情况，并且告诉了我们一个喜讯，说去年除夕，江西苏区的红军在毛泽东的战略指导下，粉碎了蒋介石9个师10万兵力的围攻，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这个消息虽然我们在前几天已略知一二，但经他一传达，我们好象又上了一次生动的党课，受到很大的鼓舞。然后他说：

　　“为了保证今后党中央和江西苏区能及时联系，党中央决定立即 派无线电技术人员到那里去，建立无线电联络。”停了一停，他向我们投射出征询的目光，“现在党指派你们作为去完成这个任务的第一批同志，有意见吗？”

　　一个共产党员执行党的决议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何况到苏区去，到红军中去，正是我们朝夕向往的事情。我们知道，一束束看不见的电波已经把党中央和各中央局紧密地联在一起；现在党又派我们去搭一座新的“空中桥梁”党中央和苏区、和红军的无线电联络线，心里当然非常兴奋。由于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到苏区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临走时，领导上再三嘱咐我们，路上要随时警惕，万一不幸落到敌人手里，要忠于革命，坚贞不屈。

　　我们化装成华侨商人，搭乘一艘法国邮船抵达香港，从香港又改乘日本轮船到汕头，尔后沿着韩江北上。那天傍晚，远远看到一只小船向我们搭乘的轮船划来。小船越来越近了，从船夫的穿着，我们知道这是党的地下交通员。我们叫轮船停下来，跳上小船。交通员把我们送到了大埔，让我们住在地下联络站——一个酒店里。

　　酒店老板很象是个惯走江湖的人物，他用那套殷勤奉承的手段，把当地的那些小权贵摆弄得服服贴贴。这里人来人往，生意兴隆，谁也不会怀疑它是我们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站。然而，就是在这位酒店“老板”的掩护下，不知有多少革命同志、多少重要物资安全地进入了苏区。我们到了酒店，“老板”用那双机灵的眼睛打量了我们一下，没有说什么，就叫“伙计”带我们到楼上去休息。我和同行的同志微微一笑，小声地开了句玩笑：“到了朱贵的酒店，不愁上不了梁山啦！”

　　“老板”上楼来了，我们焦急地请他马上护送我们到苏区去。“老板”摇摇手，往楼板上那个破洞指了指。我一看，原来有几个横眉竖眼的家伙正在喝酒呢！侧耳听他们说话，才知道他们是民团里的，马上要上山巡逻。我们只好死心塌地睡觉。睡到半夜，“老板”叫我们起来，说：“走吧！ ”，他随即派了几个 “伙计”送了我们一程路。

　　在皎洁的月色中，我们安全地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梁。天快明的时候，猛听到前方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声：“口令！站住！”我们倒着实一惊。那个交通员不知回了对方一句什么，转身对我们说，“到家啦！”

　　我们一到闽西根据地，就受到了乡苏维埃的同志的热情接待。 多少年来我们第一次听到人们公开地彼此称呼“同志、一这个最亲切的尊称，我们一个个热泪盈眶.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几天以后，我们进入江西苏区。本来，党中央决定，我们到达苏区之后再设法运送电台来。可是我们到了不久，红军就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敌二十八师公秉藩的一部功率为 100瓦的电台被我们缴获。我们就用这部电台沟通了苏区的党、红军同上海党中央的联络。

图为位于江西省吉安县的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旧址。伍云甫曾任红一方面军通信处政治委员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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