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协领导出席“加强历史名人故（旧）居保护及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专题调研座谈会

2022-05-01 上午 10:48 来源：南粤古驿道网

　　4月27日上午，省政协“加强历史名人故（旧）居保护及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专题调研座谈会在广州市政协召开，省政协副主席许瑞生出席，广州市政协主席李贻伟主持。

　　3 月上旬以来，省政协专题调研组成员分期分批赴广州市观海楼（熊十力旧居）等历史文化旧址展开实地调研，深入了解现状和存在问题，研究协商解决意见。座谈会上，市、区两级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就历史名人故（旧）居保护及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作情况作汇报，与调研组交换意见。许瑞生充分肯定了广州市在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强调要以本次在广州市重点调研的4个历史文化旧址为抓手，以点带面，有力有效推动历史名人故（旧）居保护及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下一步工作中，一是要充分挖掘名人故居线索，特别是历史重大事件发生地背后的故事，深入揭示和实现名人故居的文化价值。二是要建立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畅通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渠道。三是一体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传承，坚持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利用，推动文化遗产和旅游深度融合。四是积极推动智能科技和大数据对文化遗产工作的引领，激发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新形式，创新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途径。

　　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白洁、副主任杨建伟、金宏慧，部分省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了此次座谈。

图为座谈会相关领导发言

　　本次重点调研的4个历史文化旧址基本情况如下：

　　一、昌兴街——新青年社旧址

　　新青年社旧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街道昌兴街。昌兴街是20世纪在广州城市近代化转型过程中形成的。1916年，华侨蔡兴、蔡昌两兄弟于惠爱路（现中山五路一带）开设大新百货公司（现新大新百货所在地）。昌兴街即为纪念二人而命名。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10月广州解放，这里曾设有新青年社、《向导》报社、人民出版社、创造社出版社、平民书社、丁卜书店、国光书店、统一出版社、中流出版社等，对马克思主义在广东乃至全国的传播产生重要作用。

图为昌兴街北入口门楼

图为调研组赴昌兴街调研

　　新青年社旧址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昌兴街26、28号，坐东朝西，宽约8.7米，长约11米，占地面积95.7平方米，为两幢相连的砖木结构楼房，高两层，出挑阳台，原建筑一楼是专门销售进步书刊的丁卜书店，二、三楼是新青年社。现首层为商铺，二层作仓库或民居使用。

　　1921年4月，陈独秀创立的《新青年》在上海被封闭南迁到广州。1923年，《新青年》改为季刊，创刊号在此问世，刊发了瞿秋白配译的《国际歌》歌谱。在直至 1926 年停刊的 5 年多时间里，《新青年》多次在广州出版，经理是苏馨甫。新青年社是出版《新青年》杂志的出版机构，是宣传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基地，《新青年》杂志对当时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2002年9月，《新青年》社旧址昌兴街26号和28号被确定为广州市保护文物单位。

图为新青年社旧址简介说明牌

图为新青年社旧址（昌兴街26号、28号）现状

　　除新青年社以外，昌兴街也是历史时期众多红色刊物的聚集地。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同年9月，中共在上海创办了“人民出版社”。由于当时上海的政治环境较恶劣，中共中央局和中共广东支部研究决定把上海秘密出版的刊物“人民出版社”社址写在广州昌兴街26，以掩人耳目，但编辑、印刷、发行工作仍在上海秘密进行；《向导》是中共中央早期创刊于1922年，经营时间最长、发表文章超过上千篇的刊物，1923年4月也移至广州市昌兴街28号，一直到1926年4月12日。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的创造社出版社广州分部在昌兴街42号二楼成立，出版进步刊物的香港孙寿康的粤港受匡出版部等也设立于此，因而也成为广东新文学史的重要见证地。

图为鲁迅博物馆举行展览中的《新青年》在广州出版的杂志（阿瑞提供）

图为昌兴街22-24号，全街保持历史建筑元素最多的建筑。

图为昌兴街街道实景

　　二、救亡日报社南迁广州旧址

　　救亡日报社南迁广州旧址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街道长寿社区长寿东路333号（旧址初为长寿东路50号二楼，后门牌整编后，50号改为333号）。旧址建于中华民国，坐北朝南，为三层砖混结构平屋顶建筑，占地面积58平方米。现该建筑首层为商铺，二、三层作民居使用。2003年广州市第四次文物普查工作中，该旧址被纳入文物线索控制保护。

图为救亡日报社旧址文物线索标识牌

图为救亡日报社南迁广州旧址历史建筑标识牌

图为救亡日报社南迁广州旧址现状

　　《救亡日报》于1937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现的报纸，也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创办时，经国民党和共产党协商，由双方派出人员并共同提供经费。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任总编辑。《救亡日报》以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后，该报社南迁广州长寿路，1938年1月1日在广州复刊，社长是郭沫若，总编辑为夏衍。

图为调研组赴救亡日报社南迁广州旧址调研

图为调研组与救亡日报社南迁广州旧址相关人员访谈

　　郭沫若、夏衍等先后经香港抵广州。在香港，廖承志同志转达周恩来同志的电报指示：《救亡日报》必须争取公开合法。因此，社党组织不和当地党组织（广东省委）发生联系，也暂不吸收新党员，有事由夏衍和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单线联系。有难以解决的问题，则可去香港向廖承志或潘汉年同志请示。郭沫若抵广州后，即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取得广东当局的支持。郭由一位前十九路军的团长吴履逊介绍，拜访了当时在广东掌握军事实权的国民党将领余汉谋。余对《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表示欢迎，并捐助了毫洋（广东的地方货币，当时一毫洋折合国币七角）两千元作为开办费用。《救亡日报》当时没有印刷所，是委托《国华报》印刷厂代印；也没有发行机构，是委托《新华日报》驻穗发行所代办。报社又吸收华嘉、陈子秋、谢家因、蔡冷枫、欧阳山、草明、司马文森、黄新波等到该报工作。

图为从香港准备转至广州的《救亡日报》青年文化人在香港合影，左起：陈秋帆（陈子秋、陈紫秋、陈小秋）、陈灵谷、林林、黄新波、姚潜修、郁风、于立群（黎明捷），1937年冬于香港（阿瑞提供）

　　1938 年元旦，《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在党内，《救亡日报》由八路军广州办事处领导。因为当时是国共两党合作期间，所以广东省省委书记张文彬派饶彰风以作家的身份与该报联系。周恩来还对《救亡日报》的宗旨、方针作了明确的指示，指出“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战、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发行量为1.2万份的《救亡日报》始终坚持团结抗战的立场，讲人民大众想讲而国民党政府不肯讲的话，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话，内容十分丰富。广州沦陷前夕，许多报纸相继停刊，但《救亡日报》还是坚持每天出版。报社动员全体工作人员上街卖报，直到1938年10月21日日寇逼近广州，报社工作人员散发了当天的报纸后，一行12人才徒步离开报社。

　　《救亡日报》在广州出现，影响巨大，使党在广州有了自己的宣传舆论工具，成为抗战初期党在粤港地区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从而大为增强。

　　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柏园

　　柏园旧址今为广州市越秀区恤孤院路12号，位于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内。新河浦街区是广州首批“历史文化保护区”，拥有全市现存规模最大的中西结合的低层院落式近代建筑群，众多的历史建筑及各级不可移动文物，集红色文化、华侨文化、建筑文化等资源于一身，共同构成了广州近现代历史的缩影。其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柏园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学术殿堂之一。

图为柏园南立面中部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是中国第一个历史语言等专业研究的学术机构，1928年3月在广州筹备建立，9月正式成立，以傅斯年为所长，10月迁入东山恤孤院后街三十五号柏园，1929年6月迁至北平。史语所的成立旨在用科学的方法对历史学、语言学进行研究，“此虽旧域，其命维新”，提出“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壮志。在这样的旨趣下，云集了陈寅恪、顾颉刚、赵元任、李济、梁思永等大批知名学者，在古文字研究、民俗学、人类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推动了中国历史学、语言学科学化发展的进程。

图为2020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召开“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座谈会暨 2019-2020 年广东文物考古成果研讨会期间全国考古界会议代表在柏园前合影留念

　　对于中国考古学史来说，史语所有着特别的意义，这是我国第一个国立考古机构，也是中国考古梦开始的地方，在筹备之时就设立考古组，由董作宾先生赴安阳进行调查和试掘，开启了举世瞩目的殷墟发掘工作的序幕。在新中国成立之时，史语所是我国进行田野考古工作最多的学术机构，培养了大批中国考古学界的先驱。傅斯年先生在史语所筹备之时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名言。

图为柏园南立面入口柱廊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柏园是典型的民国时期东山洋房，清水红砖墙外立面，共三层，尖拱券柱廊入口，风格独特，室内仍保留民国时期花砖地面、木楼梯。目前柏园为居民大杂院，部分用于省委职工居住，部分为私人居住。建筑格局大体维持，但内部结构有所改动，且缺乏妥善的修缮和日常保养，文化遗产价值被严重低估，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影响力。此外，考虑到史语所的发展历程，柏园亦具有极高的统战工作意义。

图为柏园北立面

图为柏园西侧部分南立面现状

　　四、观海楼（熊十力旧居）

　　观海楼位于化龙镇塘头村福深里西端，是一栋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民国建筑，建于晚清年间。

　　观海楼在1948年秋日的烽火中迎来20世纪中国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新儒学泰斗——熊十力，熊十力是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现代新儒学开创者之一，国学大师，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不过，这并不是观海楼迎来的第一位大儒。早在1928年，另一位著名哲学家梁漱溟也曾在此居住。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并称现代儒家“三圣”。

图为熊十力

　　当年，任教于中山大学的黄艮庸邀请熊十力来自己的祖屋观海楼隐居，黄艮庸是熊十力的学生，也是梁漱溟的侄女婿。黄艮庸是该村族人中最早接受西式教育的文化人，家族产业颇丰。1948年底至1950年期间，时局混乱，隐居于观海楼的熊十力，在义女熊仲光的协助下，完成了《十力语要初续》与《正韩》两部重要著作的编辑和补充写作。至1950年底熊十力应董必武、郭沫若邀请赴京，在此居住近两年。这两年正是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历史时期，熊十力也做出了最重要的人生抉择：“吾中国人也。”留在大陆，参与建设新中国。著名学者郭齐勇说：“熊十力作狮子之吼，为挺立和重塑中华民族精神，创造了融合西方思想、继承东方精髓的《新唯识论》思想体系。他以人文的睿智，重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即使到了 21 世纪，熊十力对当代价值的影响依旧很大，新儒学的知识脉络在他门下得以代际传承。而位于番禺化龙镇的观海楼，也在沧桑之中，为岭南保留下了一代大儒不断奋斗的不朽足迹。据黄艮庸后人回忆，除了熊十力，当年观海楼还保护过东征烈士、北伐将士的后代，这一点使得观海楼又多了一重不同于一般旧宅的历史意义。